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世界文明史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色，这一“突出特色”包括五个方面，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文物、文献等印证了上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相对世界文明史上的其他文明特征而言的。对比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史特点，可以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共建”,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一：天府之国成都

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古蜀文明高度发展，逐步演进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高地，进一步通过西南夷地区（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向西开辟并发展了与缅甸、印度、中亚和西亚的交通线路和经济贸易关系，一直延伸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向南开辟并发展了与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路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并将古蜀文明传播到南中国海。这几条国际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欧亚，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是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最早让西方了解中国，也最早让中国了解西方，丝绸、蜀布、邛竹杖等产品畅销海外，让中国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若地一九八六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被发现。出土了一大批以青铜人像及金、石、玉器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物，当时震惊了世界，发掘简报将这批器物所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断代上限因此被上...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价值阐释与传播研究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任务是对文化遗产加以综合保护，更是阐释并传播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长城文化价值包括作为客观物所凝结的华夏儿女保卫和平的劳动与智慧、人的生命力与本质；也包括作为文化符号存在于华夏儿女集体记忆中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中华文明尚和合的特质；在新时代阐释长城文化价值，又体现为红色资源、红色精神以及长城文明交流互鉴作用所彰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更好地弘扬长城文化价值，既要依托长城构建文化空间，开展基于旅游体验的传播，又要开发长城IP进行文化传播，并注重国际传播。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珠江-西江文化带”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基于水土资源优势，文化多发源于海岸或河谷平原盆地，并形成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珠江—西江干支流一带早在秦汉及以前时代就通过其支流延伸的交通走廊，可能从西南陆路和东南海路与印度有着文化交流，成为南北和中外文化的交汇带，并融合创造和传播新文化。珠江—西江流域形成内部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带，而且是与北方主流文化有所区别的具有佛禅特色和民俗文化或氏族文化底色的综合文化带。随着交通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开发规模的扩大，岭南文化活动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沿珠江—西江带由西向东转移。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东文化战略思考

一、广东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战略目标社会历史发展现在正处在什么时代？将会过渡到什么时代？这些时代有些什么特征？对广东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什么挑战？这是我们制订文化建设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时代的划分来看，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前工业时代”，二是“工业时代”，三是“后工业时代”。在文化学领域，则有人把这三个时代分别表述为“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也有人把“文化时代”叫做“信息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

从发生学观点来看,三星堆近百件青铜面具表明一个神灵偶像阶段在古蜀的真实存在,面具与神话有着共同之起源。从时序上看,神话起源于活物论时期,面具起源于旧石器晚期;从构成模式看,二者都起源于仪式化的再生模式。三星堆青铜面具类型分为人面具与兽面具两大类。但其中重要信息都来源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从与神话的关系来看,“神的再生”是三星堆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蜀人纵目”、“金面罩人面具”在图腾仪式中成为具有“再生”与“复苏”功能的神器;从面具雕刻形式的内在心理模式来看,面具是人类借助“镜像”所表达的自我在神灵面前的缺失与复位。面具的影像本质是结构化的存在。原型作为原始意象与神话的桥梁,其物化表现形态之一是象征性的面具。原型在面具中的宗教移位,使面具具有“再生结构”,成为人类打开的精神世界。     

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由“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1构成的“文化联邦”或“文化的大同世界”,它的基础是华人所共同继承的中华文明。那么 ,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不妨用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辜鸿铭的论述来说明 2 0世纪初的“归国华侨”关于中华文明的理解 ,他认为 ,要估价一个文明 ,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 ,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 ,精制适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 ,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 ,”而在于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 ,男人和女人…     

中华文明连续性考察——基于“以民为本”理念的新视角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居于首位，不仅因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更因其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证明。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大河中唯一赓续绵延、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其能够数千载一脉相承，必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传承延续，也有与时俱进、不断鼎新的新要素持续融进。考察中华文明连续性有各种不同角度或视域，本文重点梳理分析流传千载、跨越时代的“以民为本”理念，并对其发展演进轨迹与治理绩效进行历史考察。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治理和经济政策之中，成为创造出灿烂的经济文化并很早发达于世界的重要思想源流，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民为本”向“一切为了人民”超越升华，“人民至上”成为“以民为本”理念的新境界，这赋予优秀传统理念鲜活的时代内涵。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国家文化安全传播预警与控制机制探索——基于文化认同的视角

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国家文化形态和文化组织受到侵蚀和破坏，社会公众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困难”，构成了集体的价值危机。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分析这一问题，并对国家文化安全传播预警机制与控制机制进行探索。     

习近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的建构历程、生成渊源及践行理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萌芽于习近平知青时代“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的自我思考，丰富发展于在河北、福建的“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文化建设理念中，在主政浙江、上海时期于“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新时代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思想指引。作为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典内容，扎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建基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是聚焦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谋划攻略，也是引领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先进理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践行这一重要论述，需要坚定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文明，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推进文明综合创新。     

跨文化共情传播机制探新：基于孔子学院院长访谈的跨国比较研究

面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时代使命，跨文化共情传播因其以共鸣点桥接中外文明、以创新方式传播中华文化的巨大潜能，逐渐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回顾共情与跨文化传播理论诞生的原初语境，当前的跨文化共情传播研究过于偏重传播的“传递”属性而忽略其共享、仪式属性，且对复杂的共情机制存在过度简化的认知倾向。通过对世界各地17位孔子学院院长的深度访谈以及对多所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探析文化桥接社群如何在平等互惠的文化场景中达成共情的传播目标。研究发现，跨文化共情传播并非一蹴而就的单向构建，而需经历基于文化势能的双向跨越、基于文化融通的情感桥接、基于文化比较的认知升维等阶段，继而实现从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到联想共情的层级递升。本研究对于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中华文化创新出海具有启示意义。     

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学理角度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华文明特性的重要前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仅与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地缘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相关,也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相关,后者集中体现了文明特性的民族精神基因。     

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

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二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发现多枚与青铜短剑支石墓伴出的细纹铜镜，经与我国商周青铜文化比对，半岛的细纹铜镜以线的艺术构成几何形图案，确认其渊源于中华古文化，尤其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青铜短剑支石墓渊源于山东东夷文化与东北地区古文化的融合，并经由辽西辽东而后进入朝鲜半岛，青铜短剑为东北系铜剑，分东胡系与貊系，箕子族团“走之朝鲜”，接受北方的青铜短剑石墓文化，建立“衣冠带剑”的君子国：半岛所出明刀钱与布币系箕子朝鲜与中原燕、齐等国经济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遗留物证。     

东北亚语言发展与辽宁文化战略对策

本文认为,汉语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社会的形成相始终,现代东北及北京官话共同的基础方言——幽燕方言,或为原始华夏语的直接渊源之一,参与了汉语的早期构成;北方话之源可能不仅在河洛一带,而且在长城地带。本文从东北亚地域发展的历史及汉字文化圈形成的角度,梳理了东北亚语言和谐发展的历史特色,提出了东北亚语言的内部结构,即跨文化交际多重金字塔言语系统,并针对辽宁语言文化发展的历史及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构想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