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09—202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尽管存在“寻补贴”与逆向选择现象,但并非中小企业主流行为;总体而言,融资约束显著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的创新环境较好的企业,其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财务型独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以2009-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具有不同背景的财务型独董对企业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具有监督功能,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事务所背景财务型独董能促进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考虑产权性质、是否经"四大"审计后,发现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在非国有企业中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事务所背景财务型独董在国有企业中促进了应计盈余管理的行为;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可以作为提高审计质量的一种替代机制。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通过选取2013—2018年中国72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及企业风险承担与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率的提高会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国有产权与高投资倾向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产权与低投资倾向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更大。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由此引发企业研发投入下降,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企业风险承担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减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这主要归于企业创新风险容忍度提升所带来的预期高回报效应。金融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环境提升会加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控制权转移风险,由此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该研究成果将为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质量及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高铁开通、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文章通过2007—2019年市级层面宏观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交叉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并研究了消费升级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并保持稳定持续性,同时,消费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消费升级的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     

图书出版流程、知识螺旋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内少儿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实证调查

立足近两年中国出版行业转企改制后的现状,以图书出版流程四维度为解释变量,知识螺旋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中国56家少儿出版社279份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图书流程中的选题策划、技术选择和营销服务分别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编校质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其次,选题策划、编校质量和技术选择分别显著影响知识螺旋,营销服务对知识螺旋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最后,知识螺旋在选题策划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知识螺旋在技术选择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知识螺旋在编校质量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知识螺旋在营销服务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13年深市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盈余管理划分为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根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度量出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营业周期等控制变量,通过SPSS统计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则无显著相关性.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辱虐管理对员工积极追随行为影响的统计检验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文章考察领导的辱虐管理对员工积极追随行为的影响,并检验领导与员工私人关系的中介效应及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效应.基于对381个员工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领导的辱虐管理负向影响员工积极追随行为;(2)领导与员工的私人关系在辱虐管理与员工积极追随行为的关系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权力距离导向在辱虐管理与员工积极追随行为的关系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员工的权力距离导向水平越高,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反之则越强.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采用137家上市高技术企业最新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也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即研发投入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由此,企业应重视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道家价值观对消费者循环回收行为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构建价值观-情感-行为模型假说,基于1292名消费者的调研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这一模型假说进行检验,重点分析道家价值观在环境亲近感、环境尊敬感和环境愤怒感三维度情感的中介效应下对循环回收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天人合一”的道家价值观能有效作用于环境亲近感、环境尊敬感和环境愤怒感,从而对循环回收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在人口统计变量中,除性别外,年龄、收入和学历均对价值观-情感-行为模型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5—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从绿色债券、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三者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与资本配置、绿色债券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以及其作为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资本配置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净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与发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在绿色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团队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心理资本在二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团队成员交换在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提出伦理型领导通过强化下属的心理资本驱动下属创新行为的观点,以丰富领导效能与员工创新研究;为加强企业领导者的道德修炼和员工心理资本建设,提出促进员工创新活动的实践建议。     

社区发展、政策环境与水电库区移民的社会融合

文章利用三峡库区566个移民户的调研数据,在探讨社区发展对移民社会融合影响的基础上,探索了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作用以及发展氛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与移民社会融合呈现出正相关性特征;政策环境在社区发展与移民社会融合影响关系中产生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发展氛围在社区文化对移民经济融合的影响中产生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