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1—2021年的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公共政策对共享性影响不显著，对长江上游和中游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在公共政策作用于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数字化水平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应当促进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协调发展，提升共同富裕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再分配和再提升作用，提升共享水平；不断促进数字技术与公共政策的融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

文章在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使用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提高本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看,发现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效果较弱;在门槛效应方面,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水平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互联网普及率超过门槛值后,正向效果不断增强,而农村金融水平随着门槛值的增加呈现“倒U”型特征。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文章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黄河流域9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解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逐渐放缓。分省份来看，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甘肃与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表现出波动性特征，自西向东递增的阶梯性分布态势发生改变，高水平区域由东向西偏移，并表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的变化趋势，原本“东强西弱”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逐步被取代。（3）人力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良好的要素支撑与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与科研成果转化则对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外商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聚集区，而科研成果转化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而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其余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4—2020年我国1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了显著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缩尾处理及剔除直辖市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文体财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区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是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评估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来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西部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其正向促进效应存在由西向东逐渐减小的特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薪酬水平、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薪酬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样本、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提高薪酬水平均可促进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产生了正向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在薪酬水平影响两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皆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但初级和中级人力资本在两个区域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不同。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网络因果推断模型解析了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两大产业融合质量呈现三个特征，即融合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趋势、融合主导路径的阶段交替性、两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其各自理想水平偏离的间断平衡性；（2）观测期内“以文促旅”和“以旅促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融合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融合路径在运行机制上差异显著，以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易受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且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4）高、低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高偏离度地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往往效仿低偏离度地区，但容易陷入标杆学习陷阱。高偏离度地区缺乏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证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3—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7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体系并结合熵值法衡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流程,在此基础上,考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仍然稳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各系统层面融合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主要基于环境效应和就业效应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东部和中部板块城乡融合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西部板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识别

文章从时间维度出发，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前后相依特征，通过构建一类动态因子模型，分析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及变动原因，并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和高维变量选择方法，对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识别。结果显示：1984—2019年，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有所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降低并于2003年达到最低水平之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入一个持续提升阶段，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水平，随后进入了振荡调整阶段，2016年之后高质量发展水平又出现上升的趋势。每个阶段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动的原因各不相同。高质量发展中五大发展理念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同维度的协同提升才是高质量发展应有的内涵。每个理念中都存在相对关键的具体指标，这些关键指标有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机理的理解，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