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模型及实证研究

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从全要素生产率、FDI溢出效应以及吸收能力3个方面探究FDI技术溢出机制,构建了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模型和基于吸收能力的溢出模型,并以长春市12年的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的FDI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存在二次函数的非线性关系,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本文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技术差距水平;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行业差异的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计算出2004～2009年我国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将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行业层次上看,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的行业,Malmquist指数高,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更加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金融发展与中国生产率增长——随机前沿分析的视角

采用Kumbhakar等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3部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1999年至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市场整合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省级行政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制度背景下探讨对外直接投资(ODI)对母国经济增长的逆向溢出效应。首先,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全要素生产率(TFP)内生于ODI和市场整合程度的理论模型;其次,利用中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DEA-Malmquist指数将TFP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化、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揭示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研究表明:区域市场整合与ODI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不存在显著作用,三方面合成之后二者对TFP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考虑了ODI的内生性,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比较了不同类别样本中ODI的边际效应。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