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风险管理策略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生存状况恶劣，受到低学历、缺少技能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因素相互恶性影响，使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时常遭遇各类风险冲击。那么，农民工及其家庭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冲击的呢？利用来自北京市的一个抽样调查数据，文章发现面对这些冲击，农民工家庭主要通过动用储蓄或寻求信贷来应对。文章还发现，收入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对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现状、成因及应对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我国的农业正常生产构成了极大威胁。农业自然灾害最终成为风险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然灾害冲击的大小;二是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的大小。如果自然灾害的冲击很小,或者虽然冲击很大,但风险主体抗击风险冲击能力很强,则形不成风险。因此,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要从自然灾害冲击和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两方面来观察。农业自然风险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风险是可以管理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按不同的层次,一般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是指公共机构行为者（中央政府／国际组织）;中观是指以组群为基础的行为者（社区／地方政府）或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者（保险／金融公司）;微观指个人或家庭。     

欠发达农区农户农业生产风险决策的行为分析——以金融危机影响下柘城县三樱椒种植户为例

以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河南省柘城县三樱椒销售价格严重下滑为研究背景,从农户风险处理措施、风险防范措施两个方面,探讨风险状态中的微观生产个体——农户的决策行为类型及特征。发现农户在处理当前危机时,多数农户表现被动;对未来风险防范方面,风险规避型农户与冒险型农户比例相当。从由农户自身给出的行为动因,从个性、共性两个方面进行的分析和归纳中,发现决策者的心理因素、信息获取渠道、家庭经济水平及三樱椒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非农收入水平及农业保护政策是影响农户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针对农业风险承受主体及管理主体——农户及政府,提出了风险应对建议。     

健康风险与福利需求的多元化——以S省H村为例

目前,关于农民健康风险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理论层面,很少有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首先将农户健康风险的来源做了归纳: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性环境和人自身具有的健康禀赋;以S省H村为例,分析在面对多种来源的健康风险时,国家和农民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是如何应对;并根据健康福利来源的差距,对国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分析,认为农户对健康福利的需求是多样的,只有多样的健康福利才能应对并缓解健康风险对农户的冲击。     

关于增强农村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能力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突发灾难性事件屡有发生,农村中不少家庭因此致贫返贫.如何有效地应对农村突发灾难性事件,提高农村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突发灾难性事件的特点:突发性,危害大,多灾并发,灾难深重,农业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紧密联系等.增强农村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能力的途径:加强农村防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能力;加强农业抗灾能力建设,建立农业防灾抗灾体系;加强农村防灾抗灾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防灾抗灾能力;建立农村防灾救灾社会组织,提高互救自救能力等.     

贫困地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风险研究——以广西石漠化地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小规模农业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农业生产越来越体现出一体化、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态势,农业发展进入供应链竞争时代。然而,由于在整个供应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小农户更难应对融入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实证研究表明: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风险大小排序依次为:需求风险>供应风险>经营风险>环境风险。其中,市场需求变化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与下游组织的合作风险、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户获取信息能力和供应商订单履约率等是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提高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风险抵御能力,需要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共同努力。     

一部合作社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读马彦丽《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将农户推到市场的前沿,独立面对各种风险。但是,单个农户是弱小的,既不能有效应对市场风险,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不能应付由于非对称的市场力量而带来的利益损失。在此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制度安排,被看作是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柬．完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部合作社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评马彦丽博士专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将农户推到市场的前沿，独立面对各种风险。但是，单个农户是弱小的，既不能有效应对市场风险．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不能应付由于非对称的市场力量而带来的利益损失。在此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制度安排。被看作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受到我国各级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以及农民的青睐。     

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应对机制与农户生产经营决策——川东北传统粮区的实证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川东北传统粮区87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检验了在收入风险冲击下,农户可选的风险应对机制及这种机制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正规收入风险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农户会选择一些非正规的机制应对风险。由于事后的风险处理机制受到限制,农户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事前机制来规避收入风险。目前,生产经营中的保守行为是农民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但这种事前机制将同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一部合作社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评马彦丽博士专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将农户推到市场的前沿,独立面对各种风险.但是,单个农户是弱小的,既不能有效应对市场风险,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不能应付由于非对称的市场力量而带来的利益损失.     

基于金融帮扶视角的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路径研究

当前，“因病致贫”仍是造成农村地区产生贫困的主因。综合运用金融工具为“因病致贫”农户搭建帮扶平台，是提升整体性贫困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文章认为金融帮扶平台的构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即优化普惠金融因病扶贫生态环境，针对因病致贫打造特色化的金融扶贫产品，为因病致贫农户提供助农贷款、助学贷款，同时保险机构要完善贫困群众大病商业补充保险机制，加强政银合作的扶贫贴息帮扶体制，从而推动因病致贫农户脱贫致富。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现实社会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中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脱贫地区农户脱贫成果的脆弱性分析——基于四省四县农民健康扶贫调研数据

文章考察了4个省份4个县400个农户因病致贫和健康扶贫情况，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评价健康扶贫效果的脆弱性，认为贫困地区的健康扶贫效果较好，脱贫成果面临因病致贫返贫的挑战。以救助为中心的健康扶贫政策是近年来贫困地区摆脱因病致贫的主要措施，但从长期看，健康扶贫应从以“救助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着力于培养贫困地区农民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新发展阶段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及其防控机制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叠加推进的历史交汇期,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关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由于脱贫人口抗风险能力薄弱、环境风险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 自然灾害频发、后续生态产业发展动力缺乏、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因素,导致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存在着很大的返贫风险.促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有效防范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要激发市场益贫机制,增强农户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夯实乡村振兴发展生态基础;增强脱贫农户内生动力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农村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完善脱贫长效保障机制,增强脱贫人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     

独生子女风险及其保障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就是风险家庭.子女的唯一性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单一性及家庭功能的脆弱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风险及挑战,国家应当积极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增进多元化、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提升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