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

儒家把"仁"看作人生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在元代理学家吴澄那里,仁为本心之全德,具有绝对普遍意义,是儒家最高理想境界.吴澄通过以"觉"释仁,说明仁的境界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处于无限的精神性联系之中.仁是人的心灵的安顿处.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

"六经皆史"是宋代以来理学与史学相互碰撞的理论产物。程朱理学认为,六经承载着天理,而史学则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形下之器,它与六经相比,不值得重视。作为对理学家"经以载道"及"经先史后"论的回应,宋明史学家提出,六经只是三代之史,因而不仅仅六经,广义的史学都承载着天理。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彻底打破了六经对天理的垄断,赋予了史学以同样的达道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六经皆史"却被严重地"误读",它不仅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而且还被赋予了反封建主义的"先进"意义。     

“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探析其在两宋理学家的接受境遇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与其文学的传播经受紧密相连,这在北宋和南宋理学家的接受视野中尤为明显。在北宋,理学家们由于在文、道之关系认识上的偏颇和受"道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对柳宗元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当时习以为俗的"韩柳并称"论。到南宋时,理学家们借古文来弘扬道义,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融合,柳宗元的文学地位随之提高,进入了与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并称的"文章四大家"之列,已具备了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柳宗元在两宋理学家接受视野中不同的境遇,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文艺观是影响其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因素。     

养浩然之气,成圣贤气象——理学语境中的“养气”说探析

"养气"工夫是宋明理学工夫论的重要内容。理学家们以孟子的浩气论为经典依据,以气质论为理论基础,系统阐发了他们对"养气"工夫的认识,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养气"说。理学的"养气"说将涵养气质、变化气质作为为学用功的基本方法,主张通过涵养或变化气质而使人成就圣贤气象,进入圣贤境界。     

理学语境中的“圣贤气象”辨析

"圣贤气象"是宋明理学家对古代圣贤气质形象的描述,是他们为学用功的境界追求。它以儒家的"希贤希圣"为思想渊源,以中国传统"气象"学说为理论依据,以天地气象为理想状态,从言辞容貌、气质形象等多个角度对儒家的历代圣贤作出了既生动丰满、活灵活现,又空灵透彻、超凡脱俗的阐释。辨析理学语境中的"圣贤气象",对准确理解宋明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伯格森的“绵延”与程明道的“仁”

探求现象背后的本体,是人类共通的思想进程,人们的理智总是在探寻某种固定性。知性以一系列并列放置的空间化状态取代生命时间化的流动与绵延,并有意识地过滤掉其中真实的生命血肉。宋明理学家运用理气、性情、形上形下的概念分解,忽略生命内时间的绵延流动,同样值得反思。伯格森强调,绵延即实体,乃持续不断地绵延、流逝与变化本身,但是,知性却要将其分解成非持续性的,静止的状态只是简单择取的瞬间。北宋五子中,程明道喜圆顿,常能体悟到流贯、绵延于道体中的生命之流,依明道体悟,仁体生意弥满,浑然一贯,随处可见,此之为"万物一体之仁"思想。明道体悟高妙绝伦,体用无决然区分,体不空悬,必带气化以显,又决非仅落入形质之气而遗失上通其极的超验之神,唯置身于绵延的生命之流中,体会天地造化与生命全体。     

“狂人”高二适的“君子之学”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在章草方面的造诣和研究至为深刻。他不仅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还开创了狂草新体,自命为"草圣"而被贴上了"狂人"的标签。考察高二适的书学观念,可发现其理念及方法与理学家曾国藩极为相似。高二适对章草的研究和传习,严谨而率性;在对书家的评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他抑怀素而褒杨凝式,推崇的是"中和"的观念,可以说,高二适的书学之道并不是"狂",而是"君子之学"。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从元诗看“西北子弟”对汉族文化的认同

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说:“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于是雅正卿、达兼善、迺贤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并在选录丁鹤年诗作时说:“录其诗为元季诸人后劲”。顾氏将擅长用汉文写作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诗人,称之为“西北子弟”,并从诗学角度,对他们代表人物在元代汉族诗坛的地位,以及他们诗作艺术,给予很高评价。 转换角度,透视西北子弟诗作内涵,联系有关史料,我们还可以具体了解元代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子弟,在“汉化”中,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状况,这对于加深认识有元一代文化,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试从西北子弟诗歌写作入手,并联系相关资料,从文化解读角度来探讨元代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氏对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借以加强对元代文化特征的认识。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柳宗元“大中之道”的道德修养

"大中之道"原本是孔子及其门人对中庸思想的发挥,柳宗元在吸纳传统儒学关于"大中之道"思想因子的基础上,在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派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赋予"大中之道"以新的内涵,并将之作为士大夫们道德修养的境界与目标。"去大惑"是道德修养的前提与基础;以经权合一为本质内容的"唯当之所在"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以生人之意为己任"则是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完美体现儒学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