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士风特征。混战的结束和统治者对士人的尊宠,使士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选官制度上的公平竞争原则,使入位成为广大士人终身追求的目标,而考核内容的变革又造成了士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它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使士人能够关心政事,有所作为,客观上起到了安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残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指对人的外在社会价值和内在自我价值的看法与追求。《世说新语》反映出魏晋士人的社会意识淡薄，外在社会价值的缺失导致士人内在自我价值追求的降低，他们多沉浸于当下生命体验的过程中，而真正从精神层面表现内在自我价值的自由意志却并没有在魏晋士人身上有所体现。     

“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试论战国末年的人才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鄙秦、仇秦的观念与东方士人入秦相映成趣。东方士人的宗国观念已极淡薄,功名富贵成为一般士人的人生最高目标。在社会价值体系转变风潮的激荡下,“仕”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士阶层本身的分化和普通士人的贫困是促使东方士人仕秦的主要原因。秦王为了加强君权,用高爵厚利招徕东方士人,成为东方士人入秦的巨大吸引力;秦国缺少严格的宗法制,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引进人才。从人才地理方面看,秦国客卿主要是韩、赵、魏三晋士人;从学派方面看,秦国客卿多为法术刑名和纵横策士。客卿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基本力量,对秦国政治贡献巨大,客卿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与制度垂范中国政治两千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赋学研究

主持人语(刘培):战国秦汉时期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士人们表现出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心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大体说来,当时士人们的人生追求有两个突出倾向,即对富贵利达和长生久视怀着浓厚的兴趣。辞赋作为当时抒情写志的重要载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种种人生感受。我们刊发的这两篇文章即是对这个时期辞赋表达人生感受方面内容的探讨。刘向斌的文章探讨西汉赋家对个人命运的焦虑。这个选题相当有意义。从战国到汉代,士人与君主的关系逐渐由宾主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随着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加强,士人的富贵利达完全掌握在君王手里,这情形正像东方朔所说:“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对个人人生价值的追求和无法把握个人命运的矛盾是西汉士人人生苦闷的重要内容。刘文即依此展开论述。文章对西汉辞赋作了极其细致的分析,看得出来,作者是下了大气力的。如果作者能从先秦以来士人主体意识觉醒和人生追求的主要倾向着眼,肯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如果作者能结合西汉其他文献中表现出的人生思索(比如《史记》),文章将会更为深刻。唐景珏的文章探讨《楚辞·远游》的思想渊源。作者详细地钩辑出作品中的文辞和各家思想的关联,指出《远...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论唐人咏松的审美变化及士人的精神追求

松以其四时常绿的秉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士人重视.松所象征的正直内涵在先秦文化中已经出现.唐前士人对于松的审美意义开发,在其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上都围绕君子的各种品德而展开.在唐代,由于时代环境造成士人精神追求兴趣的转移,初盛唐和中晚唐士人对松的审美及热情出现明显的差异.初盛唐士人对松的态度比较淡然,咏松诗作较少,即使咏画松,也多数注重画面形象的逼真,对松的文化象征意义关注不多.中晚唐士人咏画松的诗作,审美标准已由前期的崇尚逼真,开始转向追求画外的神韵,将松丰富的文化蕴涵与士子们的人格品性关联发扬到极致.他们对松的这种审美取向是其日常生活中喜爱松树时尚的体现.在崇尚直道、气节、以圣贤自期的中晚唐士人心中,松树成为他们寄托人格精神的最好自然物象之一.     

试析明代后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的旅游观

明代后期 ,士人旅游之风盛行 ,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作个案分析 ,认为他的旅游观有很多独到之处。他从人、自然、旅游三者的关系出发 ,认为旅游是天赋于人的本性 ;旅游所追求的是心境的高旷与自然 ;同时 ,在自身的经验积累上提出“游道”,即具体的旅游方法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徐渭养生生活初探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士人阶层所推崇。中国古代士人的养生生活实际是儒、医、道、佛四者相结合的混合体,四者相互结合、融会贯通。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为人事所累,是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的终极追求。徐渭养生生活,与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阻塞、士人群体的失意与困惑不无关系。     

中古隐逸文化的佛学基础

在封建体制内,出处(仕隐)关系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魏晋到隋唐,随着政治局势的盛衰变化,士人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或是和谐、或是冲突,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隐到亦官亦隐,再到中隐,是士人给出的答案。从思想根源上看,佛学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维摩诘经》的不二法荡相遣执,消除各种差别;禅宗进一步发挥般若之"空",涤除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对立;生活禅则将"空"之否定转化为对日常生活之"有"的肯定,士人通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建构,最终消融了出处的矛盾,使身心得以安顿。     

隐逸·山水·士人审美心态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与控制力,士人便不再依附宗族、受士大夫的役使,并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新形势下,各种诸侯、新兴地主势力蓬勃兴起,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侯王为实现自己独揽天下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