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论《唐律疏议》对《孝经》的承嬗离合

成书于先秦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之作,汉唐对其应用达到鼎盛,其阐述孝道伦理思想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理国安民的治世圭臬。作为东亚最早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代表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在这部法典中,继承并发展《孝经》之"孝"的思想就有58条之多,体现了对《孝经》的承嬗离合。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孝道五要"——以法保障;"罪莫不孝"——以刑严惩。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论语》《曾子》《孝经》三家论孝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曾子》、《孝经》虽然产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孝的理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孝"、"忠"、"悌"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徐复观对中国孝道思想的阐释及自我纠正

现代新儒学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然而对传统孝道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具有一定误解。徐复观对《孝经》成书的考证及其自我纠正,包含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信息;但对《孝经》＂中于事君＂的批评,失之于简单化,没有真正揭示出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只有重新认识＂中于事君＂,才能充分了解孝道思想的历史价值,全面把握中国孝道的三层次,把孝的精神贯穿于家庭责任伦理、社会政治、人生价值的实现之中,开出中国孝道思想的新境界。     

荀子孝道思想辨析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代战国后期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孝道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荀子》一书中,孝道虽然不是荀子思想的主体,但是荀子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他对之前的儒家孝道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孝这一善行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的,由圣人君子制定的。他主张守身爱己,敬爱而至恭,事生送死如一,从义不从父,父有争子,主张孝服务于忠。     

论《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以枟孝经枠为中心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枟孝经枠,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 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枟孝经枠解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回到枟孝经枠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枟孝经枠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 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孝—社会和谐的基石

《孝经》中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定是讲仁义道德,能以和谐的心态和行为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人。孝道可使自身和谐,家庭和谐,进而达到社会和谐。人人讲孝道,能促进经济发展,"民德归厚",天下太平。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孝经》是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在儒家思想形成及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所塑造的“孝”文化是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史上崭新的一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孝经》中所阐述的孝道观,我们需要结合现实,提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更好地发挥传统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     

《孝经》: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

《孝经》一书,正文仅1 800余字,但地位极为特殊。有学者认为《孝经》之称为"经"尚在汉代立太学讲《五经》之前,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有"大本"、"总会"之称,可谓经中之经。"学"、"教"、"孝"三字形、音、义均有其相同的形态,即均与"爻"字相关,解为上行下效之"效"。父祖行,子孙效;圣人行,贤人效。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殿以《孝经》,其意欲以绍述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黄道周礼学思想论略

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孝对仁的限制:论曾子学派孝思想中的仁孝关系

作为早期儒学的一个重要阶段,曾子学派的仁孝关系无疑具有考察意义,其典型仁孝关系体现在以泛孝论为突出特色的孝思想之中.作为孝道起点的爱敬涉及两个层面:主体态度与对象利益,在前一层面,曾子学派发展出一种超越精神,即"忠"之概念,与此一层面之仁相呼应;在后一层面,其仁孝关系中以德致位、以德保位的主张产生了仁与孝的有益互动.但此互动受到孝道对象利益的限制,这种限制也体现在其敬身、保身、"谏诤从亲"及"谕父母于道"等思想中.     

北魏《孝经》之传播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孝经》格外重视,从自身到国家政策都向"孝"倾斜,促使其在北魏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帝王大力推崇并亲讲《孝经》;另一方面,士人研究注疏《孝经》出现高潮。整个北魏社会上行下效,促使北魏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孝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     

徽州名儒对孝的诠释及其意义

徽州名儒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继承儒家"孝"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孝是百行确立的基础,是"忠"之本,是强国固本的基础,因而非常重视孝道。徽州名儒对践行孝道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将孝贯穿于先人生死两界,应用物质载体和形式承载孝道,长辈应对晚辈言传身教,晚辈对长辈应行孝尽孝。徽州名儒围绕孝所开展的活动,对徽州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社会表彰和宣传孝道,严惩不孝者,将孝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各种形式的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徽州地区孝风盛行,"孝"维系了徽州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维护了徽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先秦"孝道"的本来面目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一切道德原则的核心,被奉为人伦之至理;孝道是教化民众、化德成俗、理家治政的重要手段.先秦"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敬父母,敬重老人;移孝于忠,事君治国.孝道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从双向的情感交流到单向的义务付出,从理家治政的手段到束缚人性的桎梏"的嬗变过程.今天,我们应摒弃封建孝道中"愚孝"、"愚忠"、扼杀人性的成分,构建新时代的"忠孝观",将"孝道"作为今天道德建设的契入点,使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孝道为构建当代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功用.     

庄子孝道研究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世俗孝道存在着虚伪性及其标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成见即人为的结果。他反对这种人为的世俗孝道,提倡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至真至诚的孝道观。庄子的孝道的道德境界分为"敬""爱""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六种境界。他认为这种孝道观的道德境界高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世俗的孝道观,并且最终与"道"、"德"相合。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