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内在张力

以赛亚·伯林从批判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将其自由理论建立于这一理论基础上。但伯林未能从根本上整合两者的关系,从而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内在张力。正视、澄清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领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     

共同语境下的自由——密尔和伯林自由观探微

密尔与伯林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建构各自的自由主义体系中,都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怀疑和反对,其思想都有意无意的契合了自由主义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思想。两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自由的诠释却共享着共同的语境。     

对多元主义能否证成消极自由的分析

以赛亚·伯林倡导从多元主义中证成消极自由，但是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多元主义真假两种情况的假设，我们否定了多元主义能证成消极自由的可能性。     

胡塞尔的科学观研究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科学观。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研究方法是不可靠的,因而缺乏真正的科学性。他对此的解释是,自然科学不但丧失了自明性的直接来源——生活世界的意义,而且正因为这种丧失,导致自然科学彻底忘却了自明性的最终来源——人的超验意识。深入研究胡塞尔的科学观,能够使我们认清自然科学的本质,看到自然科学的局限性,有效地抵制科学至上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也有助于我们恢复对理性主义的信仰,并且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指导下认真思考和实践人类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宽容、尊重与多元主义——评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宽容观

宽容观是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罗尔斯认为自由人民应该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际上,罗尔斯的宽容观难以获得证成：一方面,他在论及自由人民为何要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类比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方面,他在回应类比论证缺乏可行性这一指责的过程中主要诉诸循环论证,这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自由人民要真正与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现和平共处,那么自由人民仅仅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真正尊重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基础之上,对其所持有的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     

伯林的人性论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在伯林看来,理性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普遍人性论,在纵向维度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永恒人性论,在横向维度上则将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伯林的人性论正是基于对理性主义人性论上述三个层面的逐一批驳,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他主张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更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尽管伯林的人性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它毕竟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某些真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伯林“人的本质”理论探析

理性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普遍人性论,在纵向维度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永恒人性论,在横向维度上则将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伯林的人性论正是基于对理性主义人性论上述三个层面的逐一批驳,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他主张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更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尽管伯林的人性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它毕竟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某些真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以赛亚·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探微

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间张力的存在,对伯林的多元化价值理念的厘定就势在必行。面对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对伯林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质疑,通过对其客观价值多元主义的呈现与证成,从而揭示伯林客观性价值多元主义的本质。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论两种生产学说之为彻底的唯物史观一元论——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起源》一问世,批评者就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物质资料生产视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主张"生产本身又有两种",就是二元论。其实,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恰巧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因为被唯物史观视之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而是物质生活生产;而所谓"物质生活生产",也就是作为辩证综合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这样"两种生产"。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伯林的自由概念与人性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批判性反思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议和讨论。很多批评者认为,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消极自由的同时也诋毁和拒斥了所谓的积极自由。然而,不论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还是他对待这种自由的态度,实际上都比很多批评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积极自由的观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遭到的滥用的同时,伯林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积极自由同样是人的一种深层渴望。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性的双重本质来探究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澄清伯林的自由学说及其与自由主义的本质联系,最终会发现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可靠的,而且也为他所设想和倡导的那种自由主义提供了理性辩护。     

伯林、罗尔斯与格雷在多元时代对政治制度选择之比较

伯林、罗尔斯与格雷三位学者在多元时代如何建立起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有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观点,伯林指出了多元间不可通约性的事实,并揭示出多元与自由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可能性。罗尔斯通过严密的论证,具体建构出一整套使多元价值存在于自由制度中的蓝图。而格雷则认为自由制度并不是多元时代唯一的理想政治制度,实际上还存在着其他制度可能性来有效地容纳多元价值。     

试论伯林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是伯林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反思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就此所提出的“浪漫”意义上自由概念的袁现形式主要有：康德的“意志自由”;费希特的“同一自由”;弗·施莱格尔的“反讽”;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的存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种自由概念成为他后来所提出的“积极自由”概念的前身。     

“自由”概念的各种区分及其内在逻辑

在政治哲学领域,"自由"是一个重要同时也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家讨论和区分了不同的自由观,并论证了其内在逻辑。贡斯当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应享有现代人的自由,无须留恋和提倡古代人的自由。伯林从自由一词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据此指出积极自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隐含着极权的危险,从而主张消极自由。许多自由主义者虽对伯林的论证存有异议,但从根本上信奉伯林的主张。但是,共和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昆廷.斯金纳不抛弃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外发展出一套具有自恰性的积极自由观。然而这种具有怀古精神的自由观在现代社会所能取得的共识可能并不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够抵御极权主义威胁的、能获得更多认同的和自恰的积极自由概念。     

文化一元论与文化比较研究

目前在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重对立、轻同一的倾向 ,甚至于把对立绝对化。这一倾向会导致文化多元论 ,导致文化的非本质主义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此倾向的主导下 ,文化比较研究缺失了科学前提 ,存在着诸多标新立异、自立山头的现象 ,陷入到了互相隔绝、各自为战的状态 ,偏离了交流、融汇、整合的方向。若容此长期存在 ,则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学做出理论贡献就是一句空话。因此 ,在文化学和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进行拨乱反正 ,树立文化一元论 ,是一项紧迫的课题和任务。从哲学意义而言 ,文化学的本质是人的文化 ,从而文化学只有一种 ,即人的文化学 (所有人的文化学 )。文化一元论的理念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实践相伴随而生 ,已经成为一面革命性的旗帜 ,将引导全人类为最终走到一起而不懈奋斗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