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脱的困境--从女性主义角度解析《无名的裘德》

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淑是维多利亚时期新女性形象的典范.哈代对淑反对父权制的刻画显示了他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同时小说中男性观察视角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证明他也具有传统的父权思想.女性主义意识和父权思想共存是哈代对女性的矛盾态度的根源,因此他和他笔下的淑都注定无法从困境中解脱.     

毕飞字女性意识小说文本特点浅探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性别意识,从题材的选择、书写方式、男女形象的塑造探析了毕飞宇关于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特点,可见,由于作家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作家书写的女性意识所采用的话语模式,是一套纯粹的男权话语模式.作家描述的男女关系模式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依然是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重要与次要的模式.他的书写显得那么保守和顽固,对女性的压抑、禁锢是他在维护男权中心文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一步.     

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丁玲、张爱玲深切体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贴近女性现实的生命状态书写妓女形象和卖淫问题,塑造出复杂暧昧、主流话语难以定义、规范的妓女形象。她们的创作既逸出了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也颠覆、解构了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妓女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打破了高等妓女是个人品行堕落腐朽、底层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的两极分化式认知模式,转换叙述主体,改写男性的有关妓女生活愉悦/危险的话语内涵。     

论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叙述分层与自我认同

在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出现的叙述分层,大体可分为套层、并层和跨层三种模式,其中套层模式最为常见。叙述分层具有独特的叙事优势．尤其在表现女性寻求和建构自我认同的思考与迷惘方面,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叙述策略。对于女性作家而言,不同叙述分层模式的选择和使用,除了形式与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中传递出了女性作家们摆脱男权文化规约、构建和谐与平等话语体系的意图和努力。     

抗争、局限与悲剧:哈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托马斯·哈代小说中最著名的几位女性形象具有理性与感性抗争、爱情与婚姻抗争的抗争性特点,以及男权社会控制、本能驱使和贞操观束缚的局限性特点和悲剧性特点。深入剖析这些特点形成的深层次社会与心理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哈代塑造的女性形象独具特色,然而受时代所限,哈代的性别观仍然属于命运至上、男权至上的相对消极的性别观。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男权传统中的女性意识--评哈代的小说《远离尘嚣》

英国小说家托尔斯·哈代不但对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男权传统限定下的女性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且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超越了男权传统的女性角色对比，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独立自主的女性，充分体现出妇女所独有的女性意识。在小说《远离尘嚣》中，女主人公巴丝谢芭在与男性的爱情、婚姻关系中努力追求实现自我存在和自我需求，对抗着男权传统对女性自我存在、自我需求、自我表达的干涉和压制。     

《废都》中女性悲剧的必然性解读

小说《废都》的发表距离现在已将近二十载,贾平凹从男性中心主义视角出发,用一种男权话语塑造了一群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这部如同浮世绘般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四位女性悲剧的结局。本文以小说文本为基础,就书中与庄之蝶纠缠的四位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且面临急速转型的社会中,女性命运走向悲剧的必然。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王韬的妇女观及其文化心理

明清的思想家们对妇女的肯定与尊重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儒家的传统思想,仍然是对男权社会的维护。而王韬由于较多的接触西学、游历过西方,他在文言小说中表现的妇女观具有近代意识,通过他所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异国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可以看出他的妇女观是基于男女平等,主张妇女有所作为,尊重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提倡一夫一妻,是对男权社会的大胆挑战。     

简·奥斯丁与女性写作

简.奥斯丁是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启蒙者和开拓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她所承受的种种物质困难和精神压力反映了西方早期女性作家寻求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的艰难。为了能顺利通过层层男性道德批判,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建立起权威性,奥斯丁小说均采用了双层文本策略的叙事模式。与此同时,奥斯丁构建了女性内聚焦叙述模式和自由间接话语技法等为女性主义者所称道的女性写作策略,试图以此来颠覆男权叙事系统,建构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     

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其男权意识

老舍小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传统女性,二是知识女性,三是悍妇。和同期作家相比,老舍的女性意识更具有传统性。他欣赏恪守妇道、聪明贤惠、任劳任怨的古典女性,对现代女性则不感兴趣,对所谓时髦张狂女性更是深恶痛绝,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老舍浓厚的男权意识和男性本位主义思想。     

男权话语的产物——《三国演义》女性形象论

由于题材的特殊要求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处于配角的位置。罗贯中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 ,使用男权话语去描写女性形象 ,赋予笔下女性形象以工具的作用。小说中的美女、烈女、良母等形象系列 ,成为最能体现作家创作意愿的文化符号     

女性主义审美观照下的男性文学形象

男性形象是女性文学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与男作家在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形象扮演着女性反叛传统文化、消解男权意识的对立面的尴尬角色。妇女解放在女作家那里已经成为审美想象的话语形态而存在。     

女性意识：时尚与镜像－－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王安忆几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探讨了商业社会中的女性处境。揭示了新时期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一部分女性开始从社会角色向旧有的女性角色逆向转移。大众传媒通过赋予女性形象以虚拟的象征意义塑造了“时尚形象” ,承载了商业社会男性欲望的想像和消费 ,女性在对“时尚”镜像的误认中完成了自我的异化与对象化 ,反过来又受到正统男权象征秩序的排斥。因此 ,要真正消除性别歧视 ,必须对旧有男性中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和颠覆     

“双声话语”中的女性创作──对叶文玲小说的一种读解

本文抛离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尝试用女权批评的新阅读方式解构叶文玲小说；侧重于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述了女性写作的”双声话语”状态：一方面是女作家以源自于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和对真实的颖悟来关注描述女性人生；另一方面，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意识，她们在写作中常常遵从于一种男权的价值尺度，用男性话语来规范女性形象。借助于“双声阅读”，我们会发现：女性文本大多呈现出一种分裂、约束状态；作品在表层的“主宰故事”之下，往往隐含有一个“失声的故事”，那是女作家在无意识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     

托马斯·哈代小说中影响女性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探源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被誉为英国文学的瑰宝,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文学批评界对于哈代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研究如汗牛充栋,但影响他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因素往往被忽视。纵观哈代的文学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影响其女性人物形象的社会、环境、宗教、哲学思想等许多信息,这些将为哈代小说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从另一种视角解读《伤逝》

鲁迅先生是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写了许多探索女性解放的文章 ,小说《伤逝》体现了作者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思考的冷静和深刻 ;同时 ,由于种种因素 ,它也流露了作者的男性本位意识。本文拟从女性视角出发 ,分析其在形象构设、与同期的女性文本比较及在叙述话语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所显示出的男性意识及所隐藏的女性话语心声     

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

作为男性作家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围城》中的男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和方鸿渐的眼光,对与方鸿渐有关的女性的外表、性格、心理作了大量的歪曲和变形的刻画,时而含蓄时而明显地嘲讽和贬损女性,从中显现出男性作家典型的男权意识,《围城》在女性观念上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