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陈确对刘宗周的孺慕及其对蕺山学的弘扬

陈确是刘宗周三大弟子之一,拜师蕺山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对老师的孺慕之情也比其他同门更为深厚,他在其师生前三往问学,死后三往祭奠。刘宗周也曾以"千秋大业"相期许,这种期许成为陈确撰写《大学辨》与《性解》完成对宋儒学术批判,以及倡导"素位之学"的精神动力。陈确后半生还致力于蕺山学的弘扬,曾组织省过社以及同人讲会,薪传"证人社"。     

刘宗周“慎独”思想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越

周敦颐思想是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刘宗周以“独”为本体即是对周敦颐“太极”本体的继承;进而其又于周敦颐《通书》中“几”字体认出“诚意”功夫之入手处;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亦是对《太极图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刘宗周“慎独”思想包含了其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思想的继承与发越。对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渊源的再探究,对于合理定位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时期的学术地位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慷慨悲歌末代木铎——刘宗周骚体赋创作刍议

明末大儒刘宗周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文辞赋,但其辞章之学历来湮没不彰,学界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刘宗周的辞章修养十分丰厚,尤其是他的骚体赋创作成绩显著,至少在明代辞赋史上应占据一席之位.与其倡明正学、济世拯民的儒学宗旨相一致.刘宗周的骚体赋创作通过反映明末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哀时悯世、肃正人心的强烈愿望.其文内充而外显,慷慨悲歌.主抒胸臆.无意于文而辞自工,在昏惨无道的末世如金声木铎响彻云天.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证心以证人——刘宗周道德哲学探赜

为救正明末阳明后学蹈空之弊,刘宗周创新心性义理之学,建构了以本心为提挈的道德哲学:一方面,心性合一,阐释人心开展道德实践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以意主心,挺立道德实践过程中人心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刘宗周的道德哲学不仅论说了人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客观依据和可能理据,还论说了道德实践的可操作步骤,以圣人、君子为道德价值目标,在证心中实现证人的目的。     

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意义

"慎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宗周认为,慎独是成圣成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人的品德最重要的考验。慎独要发扬人的道德主体性,通过知过、记过、讼过和改过,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对今天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提高道德品质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论高攀龙与刘宗周哲学思想之异同

高攀龙(1592—1626)是东林学派重要创建者和领袖之一,学宗程朱理学与之同时代的刘宗周(1578—1645)则追踪心学,是蕺山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在当时都有相当声誉和影响,学者并称高刘。在朝时,反对奄党专权,声气相援,关系密切。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同有异,各有自己学派的特色。本文试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这两位学者的哲学思想。     

刘宗周“慎独”与“诚意”之辨

对于刘宗周的学术宗旨,大致有三种观点,即刘汋的"诚意"说,黄宗羲的"慎独"说,还有今人东方朔等人的"诚意即慎独"说。三者各有所据,都有道理。但是,"慎独"与"诚意"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因此,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区分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其实,从辩证方面来看,它们分别是性与心,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从统一方面来看,从"慎独"转向"诚意",是下手的工夫;从"诚意"升至"慎独",则是"下学上达"路径。刘宗周同提两个概念,原因有三:对往圣绝学折衷归一;纠正当时学术上的偏颇;理论创新。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心学视域下的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释义

刘宗周晚年撰著的《人谱》是开显其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人谱》正篇《人极图说》将“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天道、地道与人道一体圆融,天道的客观性落实于人道,人道以其主体性、能动性彰显天道之自在性和自然性,天道不离人道,人道开显天道,“即天道即人道”.《人极图说》所开显的独特的“心”学体系,彰明天地万物中最灵与最秀者之“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最精彩体现.     

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与陈献章的思想关系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朱熹集宋代理学的大成，但朱学的历史命运却颇多曲折，朱熹生前从作为“帝王师”的一代大儒，晚年却成为“伪学”的魁首；死后又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提升为官方哲学。他一方面对孔孟儒学的哲理化作出重大贡献，为儒学发展建立新的里程碑；同时维护封建纲常的思想为统治者所利用，后来从戴震到五四运动，都把朱学作为批判的对象。陈献章不满明初朱学的垄断地位，他提倡贵疑、自得的学风成为阳明学的先导，但他仍然奉朱熹为“吾道之宗主”，维护封建纲常并无差别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朱子晚年定论》与阳明心学传播的突破

《朱子晚年定论》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明代前期,朱学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士子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王阳明建立其心学体系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打破朱学的独尊地位,使自己的学说得以传播的问题。《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就是为此而作。虽然该书的论证和结论都有问题,但是却对王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陈淳的《北溪字义》

作为义理之学的朱子学,陈淳对朱子学的重要概念范畴的理解和疏释,以及其理论思维体系的诠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陈淳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他与朱熹答问、其他学友与朱熹答问等600余条,忠实呈现了朱熹的思想,而且在探索、研究朱熹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撰写了《北溪字义》,为人们理解朱熹哲学理论思维起到教科书的作用,也为传播朱子学提供了易简的、入门的著作。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理学经世:从《大学》经筵讲义管窥真德秀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真德秀作为绍续朱子之学的南宋理学大家,学术界在肯定其对朱学护卫、传播之功的同时,大多认为其墨守朱熹成说,无所创建。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多有创见。他将朱熹之学由高谈心性义理导向了经世致用,由理论建构导向了实践践履,由"内圣"导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以一种更具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特征而为统治阶层所认同,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官学化与社会化,并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栗谷的格物论

李珥（１５３６—１５８４）字叔献，号栗谷，学者称栗谷先生，是１６世纪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眼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栗谷的格物论思想作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