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年号琐谈

我国历史上使用帝王年号纪年达两千年之久,使用情况极为复杂,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奉正朔”、“顺天道”的一种标志。集中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君杈神授、标榜封建正统,维护封建纲常、确立封建秩序的思想。年号是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上古时代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总结。这种思想形成之后，通过长期争鸣，终于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封建主阶级的“治国之本”。西汉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以尊儒“为天下先”①；盛唐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以重德为“治国之本”。封建主阶级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联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有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②。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一度将儒学当作其“为国之本”。隋文帝开皇初，著名儒学家牛弘上书：“有国有家者，曷尝…     

论曾国藩的治军的历史文化背景

曾国藩本人并不长于打仗,所以凡属他自己临阵的时候,多半是吃败仗,但他所提拔的将领,却能攻城略池,叠立战功;他所统率的兵勇,却能死心塌地受他的指挥,为他卖命。对此,有人已从军事本身的角度作过有益的探讨,但仅仅停步于此还不能找到圆满的答案,必须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去寻求更深层的原因。曾国藩所坚持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贯穿于他的整个治军方略。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作分析。以维护名教为词,刺激、吸引和动员士大夫阶层以及一般乡民参军参战,这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第一要着。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尤其对于儒学     

唐统治者崇儒述略

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历代帝王无不悉心倡导,唐朝统治者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唐王朝是统一强盛的封建国家,尊儒崇经也就带有统一时代的特征。《旧唐书·儒学传》序云:“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这就揭示了唐统治者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唐朝统治者采取了尊儒崇经的政策。隋朝末年,战争频仍,儒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史称“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途,诗书填坑”①,这充分说明了隋末儒学颓废,斯…     

析谭嗣同倡伦理变革的思想基础

<正> 谭嗣同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冲决封建“网罗”、尤其是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勇猛的斗士。他的伦理变革思想虽然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改良主义立场也在其中作梗,但他要变封建道德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却是异常鲜明的。他几无顾忌地批判封建纲常,热情倡导平等、博爱(相亲相爱)、自由的资产阶级道德,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可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党人的立场媲美。他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但他认为那是将来的事,而关于“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以此作为变法的基础。他的这一鲜明的勇于冲决封建伦常网罗的特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么,谭嗣同如此明确坚决的伦理变革思想究竟建立在什么思想基地之上呢?     

浅析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

儒学自孔子创立之时起,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其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之后,直到进入近代之前,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则深入到了村寨,以至变成一些地区村寨的乡规民约。本文就对儒学之所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中央封建统治者维护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需要     

试论张载的伦理思想

在我国古代伦理学史上,宋明时期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成熟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理学的产生与成熟。这个时期,哲学与伦理学互相渗透,封建伦理纲常被上升到本体论高度,整个哲学思想原则充满了道德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的主要规范得到了严密的论证,有着精致的思辨结构;哲学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熔铸于一炉,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主体内在的修养。这样,适应最高统治者重整纲常名教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理学,不但克服了先秦儒学对伦理道德缺乏理论分析的弱点,而且也纠正了两汉以来伦理学研究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大军“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为师”本是先秦法家的一个...     

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太军（江苏省委党校管理教研室）“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     

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

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李锦全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儒佛兼综的人物，他曾被称为“异端之尤”，并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但他在被审讯时最后仍极力辩解，他自认“著书甚多，具在”，却“于圣教有益无损”（袁中道：《李温陵传》...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使之免于灭亡，而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封建伦理纲常，使之免于沦丧。顾炎武的思想并未越出儒家思想的藩篱，其中有仁政、爱民的一面，其核心思想则是捍卫封建伦理纲常；顾炎武其人根本不是启蒙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清；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又是亡清的忠臣烈士。从启蒙到卫道、殉清，这就是王国维思想变迁的历程。顾炎武、王国维所卫之道，是一种将道德政治化，将政治道德化，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以尊卑等级为基础，以礼即纲常名教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必须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彻底批判这种以礼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儒家的人权思想——以唐甄的男女平等论为中心

明末清初 ,唐甄在学术上主张实事求是之学 ,批判宋明理学的性理空谈 ;他根据阳明学的四民平等论 ,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 ,主张人实际的本质上的平等。具体到夫妇、男女关系的平等方面 ,唐甄从人之天赋人格平等这一前提出发 ,认为夫妇、男女关系都应是平等的 ,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等封建纲常伦理 ,具有了近代人权思想的某些观念成分     

明清通俗小说的变迁与禁毁

明清两代，我国通俗小说经历了由人文精神高扬到暴露谴责社会现状再到重塑传统纲常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了长足发展，却也遭受了四次大规模禁毁。被禁毁的通俗小说包括明清统治者认为动摇其统治的；认为有伤风化的；认为触犯他们种族尊严的。     

论魏源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所谓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主要涵义是指与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相区别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意义的伦理思想因素。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它是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以后,直到宋明理学家把这种纲常原则不断抽象化,膨胀为宇宙本体,神化为“天道”“天理”,从而在哲理上系统论证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地提侣“移孝为忠”,把人伦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并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把政治化的人伦原则进一步强化为法律原则,窒息了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培养了人     

论孙应鳌的文学观

孙应鳌为贵州省明代中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被誉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他在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成进士，面对着日益衰朽的明王朝，一方面深感忧虑，另一方面也要有所作为。他的忧虑，乃系封建正统的臣僚对君王的忧虑，对黎民百姓的忧虑；他的作为，也是封建正统的臣僚愚忠于君王的作为，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作为。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成为他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孙应鳌又接受王阳明“心学”的熏陶，心学成为他的全部哲学基础，其文学观也就处处呈现出“心即理”、“心即物”、讲性讲命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儒教形成之原因考略

<正> 儒教教主孔子,在生前是极不得志的,他周游列国,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已是信史。“亚圣”孟子的“仁政”、“德治”之说,亦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见用。然而在他们身后,儒学却逐渐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正统真传,被推崇备至达两千多年;孔孟其人亦被不断神化而终成至尊的“圣人”。这样的命运,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远出所料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曾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以两汉神学、宋明理学诸形式出现的后儒,在其政治、伦理学说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