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

民国初年，随着民主自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地“废孔罢祀”事件此起彼伏，使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留美归来的陈焕章，抱着“复兴儒学，倡明孔教”的理想，毅然走上了创办孔教会的不归路。他早期的“尊孔活动”，主要包括创办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请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等。这些活动是民国初年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陈焕章本人的解读，更可以深入把握民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

民国时期的孔教运动在尊孔读经问题上是与各种文化保守派有了共同的话语和旨归,然在孔教是否就是宗教问题上,孔教徒们与各种文化保守派却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也许是这个不同的认识彻底区分开了孔教徒与各种文化保守派的异同所在。尊孔之同路人在儒学是否宗教问题上而彻底分离。孔教运动连其同路人的文化保守派都大不支持,孔教运动之失败于此又得一因。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论陈焕章对孔子“理财”思想的现代诠释

陈氏具有进士和“洋博士”双重学衔，这种特殊的身份认同使他在重建传统儒学时选择了与时人不同的思路。他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强调了素被忽略的孔子学说中“理财”的内容，发明了“孔门理财学”，用时人的话来说，“实于孔教中开一新学派”，其思想对于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不无裨益     

维新运动与孔子观念的裂变

作为对儒教中国的政教传统谋求一体改造的近代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引发了孔子观念与孔教信仰的深刘裂变,而且使近代保守主义者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乃至绝不相容的种种面孔。他们在守旧与开新、尊孔与保教、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之间,做着各武各样的选择。正是他们那各自不同乃至彼此对立和冲突的选择意向,预示了儒教中国在近代注定走向解体的历史命运。     

五四批孔真相(下)——“打倒孔家店”辨析

<正>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1919—1920):在问题与主义论战及反对道德复旧中的批孔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对孔教的批判,其指导思想基本还是民主主义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对孔教批判的指导思想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了;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批判孔教的主将是陈独秀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在新基础上批判孔教的主将则是李大钊了。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获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引起了封建主义的惊恐与抵抗。正如陈独秀所讽讥的:马克思主义即便传到中国来了,“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廖季平哲学思想与经学的终结

廖平思想前后经六变,但变之中有不变存在,尊孔宗经是廖平思想的核心。自谓“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篇》)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尊经为主。”(《孔经哲学发微·尊孔总论》)说明这是他始终一贯,万变不离的宗旨。廖平思想在三变以前,基本上是按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划分和路线发展的。四变以后,严格区分经史,认为经所讲的是哲学理论,所谓“空言垂教”;史所记的乃是历史的陈迹。因之在四变以后,他认为“新经”都是孔丘所造,甚至汉字也是孔丘的制作。孔经对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学术,无所不包。孔子为“神圣”,为“教主”,前知太古,后知百世。孔教及孔丘在世界上的地位超过佛、耶、回等教,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孔经哲学体系。廖平五变思想的代表作《孔经哲学发微》一书,最足体现他哲学思想体系的全貌。     

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与陈献章的思想关系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朱熹集宋代理学的大成，但朱学的历史命运却颇多曲折，朱熹生前从作为“帝王师”的一代大儒，晚年却成为“伪学”的魁首；死后又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提升为官方哲学。他一方面对孔孟儒学的哲理化作出重大贡献，为儒学发展建立新的里程碑；同时维护封建纲常的思想为统治者所利用，后来从戴震到五四运动，都把朱学作为批判的对象。陈献章不满明初朱学的垄断地位，他提倡贵疑、自得的学风成为阳明学的先导，但他仍然奉朱熹为“吾道之宗主”，维护封建纲常并无差别     

魏晋玄学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折

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纲常名教在魏晋之际也逐渐失去理论统治地位,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解放和幸福的魏晋士人对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由怀疑到否定,并进而形成了玄学.魏晋玄学家的幸福观以其畅性情之自然、重生命之长久、贵精神之自由、尚行为之放达的基本价值取向诠释了对"名教"反思后的一种自然论,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以后的各个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

孔教运动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失序、道德颓败的特定社会环境,从整合社会秩序、救治文化失范的角度来说,自有其相应的合理性。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鼓吹与发动,曾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言行亦当属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部分。只因其理论上的内在缺陷以及同现实政治的深刻矛盾,影响一时的孔教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不过,孔教运动仍不失为康有为等儒士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重构儒学的首次尝试,属于儒学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存形态。倘若将孔教运动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儒学近代蜕变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无疑有助于充分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透过简单的历史结局,感受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从“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看儒、墨、杨之异

儒、墨、杨三家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忠”、“孝”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上。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三个流派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儒学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析儒学是否为宗教?

目前学术界对儒学是否为宗教,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即宗教。张岱年先生在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著《孔学论集》序文中说:“孔子不语怪力鬼神,言生不言死,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与其它宗教不同。然而孔子提出了人生必须遵循的为人之道,使人民有坚定的生活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可以说,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儒学既有很深厚的天命的宗教根基,又具有终极关切和灵魂救济的内在超越之品格和功能,儒学自身已具备精神化宗教的性质。第二种观点,儒学非…     

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

在传统儒学的“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社会维度总体而言是十分薄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完全没有建构社会的实践和简要的理论归纳。乡约就是帝制时代后期儒学建构乡村社会的途径所在，不能把乡约仅仅视作一种乡村道德教化。事实上，乡约这种乡村社会道德教化形式，也是儒学通过契约实现乡村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通过契约建构乡村社会的儒学理论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展，未能成为建构国家正当性的基础理论。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乡约的分析，推动其现代转型，使之成为儒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生活世界之正当性基础的儒学理论。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议“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现代化观

“五四”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它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主要是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命题。如何正确看待儒学与现代化关系,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儒学批判作为价值重估的伦理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契机,并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以启蒙国民的独立思想,为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开辟道路。①陈独秀对儒教纲常礼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礼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陈独秀文集》第73页。以下仅注页码。)建基于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