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句中“多(么)”、“太”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

本文从语义、句法和语用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感叹句中“多（么）”和“太”的差别，认为“多（么）”着眼于描述现实的性状、含有夸张的语气；“大”含有比较和确认的语气。“多A啊！”和“太A了！”的结构不同。会话中两者有不同的语用功能。     

儒经义疏名义、体式考正

文章通过考察“义疏”字义演变，得名缘由及历代儒经义疏体式特点，对目前学界对于“义疏”的一些看法做出了辩正。文章指出，“义疏”复合“义”“疏”二字而成，各字取义不同，“义疏”名义因此有别，同时，由此名义之下，亦存在着彼此相关但相互区别的三种不同体式。     

宋、明帝陵石刻独角兽小议

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世界遗产的北宋、明初帝陵其神道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神话传说以及等级体现的石刻非独角兽莫属。而宋、明帝陵之独角兽因为特征不同，实非一物，今人之研究对其有“角端”、“麒麟”、“獬豸”等几种称呼，且争议较大，而宋陵、明陵之独角兽到底属于何物，关键在于对其形态特征的观察、把握准确与否。经过实地详细考察，明皇陵、明祖陵独角兽与记载“麒麟”特征的有关描述相符合，可称为麒麟。明孝陵独角兽有二种，一种特征与“麒麟”同，可称为麒麟，一种特征与“獬豸”同，可称为獬豸。宋陵独角兽“唇长似角”的主要特征史书无载，今人对其称呼不同，多以角端称之。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概念的三种实体形态

“群众”是唯物史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阐明“群众”概念的具体所指，导致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群众”的相关文献阐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分别在个体意义、普遍意义和革命动力意义上对“群众”概念的不同指向进行了具体性澄清，与之相对应，就分别赋予“群众”概念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数众多的群众”以及“真正革命的阶级”三种不同的实体形态，既有力地驳斥了旧哲学思想谱系对“群众”概念的歪曲认识，又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真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语言、存在与哲学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表里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成果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二）

上述三才图中，“乾坤”是一组相对应的原始符号，中国古地理《山海经：北山经》记载乾山时说：“又北三百里日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请注意，山海经作者在这里说到了“乾”但并没有提到“坤”，或有意不提“坤”。乾与千偕音但不同义。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词的产生、发展与嬗变

关于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孕育→萌芽→产生→成熟→兴盛”等几个不同阶段。从产生时起，就与“燕乐”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到了宋代，已经有词19900余首，收录了1331位作家的作品，有名姓可考者几达873人之多，形成了“豪放”、“雅正”、“婉约”和“闲逸”等四大词派。为我国词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成为世界文坛上一朵壮美、诱人的奇葩!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