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健康状况变化对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具有显著影响,不仅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非农劳动供给。农户自身认定健康情况越好,选择参与非农劳动的概率越大,非农劳动参与天数也会越多。家庭不健康劳动力越多,已参与非农劳动的劳动参与时间会减少。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改善家庭护理水平和农村健康状况有利于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     

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联系效应。论文基于1990-2010年的甘肃发展数据,建立了甘肃省GDP、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协整分析模型。研究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助推甘肃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口红利对甘肃经济规模扩大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6.88%,人口红利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3.48%。甘肃作为西部省份,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参与率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本文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藉此揭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的特点,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变化。本文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藉此揭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的特点，并总结其政策含义。     

金融资源能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吗?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无论农户的个人和家庭特征是否被控制,以正规借贷额为代表的金融资源都能够显著激励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增加其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激励效应明显.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债务激励效应是金融资源发挥激励作用的重要机理与体现.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发挥的基础是农户掌握的生产资金相对不足和稀缺,债务激励效应发挥的基础包括乡村社会的熟人属性、信用村建设的连带机制、农户个体的风险厌恶特征等.此外,激励作用的发挥以具备一定水平的体力为前提,在健康与体力存在差异的农户群体中,金融资源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更加显著于具有一定体力但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农户.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扶养负担、禀赋效应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基于山东、河南78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扶养负担对农户土地转出的直接影响,并分析禀赋效应的中介效应及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以此系统探析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禀赋效应在扶养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非农就业能够削弱扶养负担对禀赋效应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转出;从扶养负担结构看,老龄化负担对土地转出的抑制作用强于抚幼负担,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在抚幼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更明显,非农就业能显著缓解抚幼负担对禀赋效应的影响。据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并加大对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扶持力度,以帮助农户实现非农就业与照顾家庭的兼顾,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土地劳动承载功能及就业保障不可替代性,缓解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并促使农户转出土地。     

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研究

该文运用动态世代交叠模型,预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一步考察其对生产能力的间接影响。通过将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视为内生变量,模拟研究表明,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导致劳动供给减少,产出水平下降,人口老龄化经济成本增加。可是,长期内人口老龄化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熟练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产出水平,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激励偏好、组织认同与员工创新行为

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激励偏好、组织认同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激励偏好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组织认同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与激励偏好不足的企业相比,组织认同在激励偏好充分的企业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与组织认同程度低的企业相比,激励偏好在组织认同程度高的企业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非农经营收入与家庭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集体决策模型构建理论模型,以家庭农场典型模式来源地湖北武汉、安徽郎溪的普查数据为例,排除家庭收入与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5～6.0万元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负向作用;受在总收入中占比、兼业经营等因素影响,其他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影响不显著;在总收入中占比较小的其他收入影响不显著。因此,引导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加强职业农民培训,有助于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和自有劳动力供给。     

体面劳动与敬业度的关系研究:内在动机、心理需求的作用

体面劳动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各国政府及各类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体面劳动与敬业度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表现在:体面劳动对内在动机和敬业度均有促进作用,内在动机在体面劳动和敬业度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心理需求起到调节作用,体面劳动对提升具有高心理需求的个体的敬业度具有重要作用。管理者应当从工作本身来激励员工,在此基础上薪酬、福利、晋升等外在激励因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具体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体面的工作,重视员工心理需求的满足等方面激励员工,从而提高其敬业度。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CSSCI

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兼论角色模糊和情绪劳动的中介作用

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具有影响，角色模糊和情绪劳动在其中也具有中介效应，但是它们的运作机理机制尚需深入探索。以385位领导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和MPLU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角色模糊在领导多重角色与领导效能之间以及在领导多重角色与职业满意度之间均起中介作用；情绪劳动在领导多重角色和领导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在管理实务中，身兼多重角色的领导者不仅可以通过厘清角色边界、降低角色模糊来提高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还可以通过加强情绪劳动来提高领导效能。     

城镇劳动参与率为何持续下降？——《中国城镇劳动供给影响因素》书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效应以及几乎同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然而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方面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