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鲁才全《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１０７７，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瑝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077,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81页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172     

《瘗鹤铭》新语

《瘗鹤铭》原在焦山阴崖石上(《京口三山志》云:“焦山西南日瘗鹤岩,今沦于山麓乱石中”.《明镇江志》云:“铭之所余断石,今在山之西南观音庵下滨江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摹拓”,并见明正德十三年顾元庆撰《瘗鹤铭考》,所引国朝《镇江志》,盖正德戊宣前旧志),铭曰“山阴爽垲”,又曰“瘗尔作铭”(阙文依王昶《金石萃编》补字,规以识之),知瘗鹤之所,近在崖侧矣.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施耐庵生、卒年新考

施耐庵的生、卒年,一般沿用1944年刊行的《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里的说法:“生于元元贞丙申(1296年).”“殁于明洪武庚戌”(1370年).虽然其与“享年七十有五”吻合,也与“至顺辛未进士”不悖,但是,拙见以为这个生、卒年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应为施耐庵约生于元泰定戊辰(1328年),殁于明永乐癸未(1403年)左右.理由如下:     

献身维新大业的志士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1898年)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祖父谭学琴是个破落地主,父亲谭继洵,由赐进士出身而任户部员外郎,甘肃布政使,最后升为湖北巡抚。母亲徐五缘,“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又常用过去的艰苦生活教育子女,她虽已成了贵夫人,但仍“衣裙勤陋,补绽重复”、“纺车轧轧,夜彻于外。”(见《谭嗣同全集》54页)。她的一言一行对嗣同的勤奋好学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无疑地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专题讨论会在扬举行

五月八日至十日,由扬州市文化局主持召开了“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专题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扬州的文博、考古、古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及省、市有关方面的领导共四十多人出席了会议。这个遗址是在1984年发现的,经过发掘,展现出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城墙叠压遗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该遗址内涵比较丰富,国内目前还比较少见。它是扬州城建历史     

曹雪芹研究添史证

唐山丰润县最近在曹家洼曹氏坟茔西一华里的尚古庄村调查时,发现了曹雪芹祖父曹鼎望的墓志铭和父亲曹鋡的墓碑。曹鼎望墓志铭由两块86厘米×86厘米×21厘米的石刻组成。一块是志题“皇清诰授中宪大夫陕西凤翔知府加三级前翰林院庶吉士澹斋曹公墓志铭”篆书32个大字;另一块是楷书志文记录曹澹斋生平经历、荣受诰封、生卒年月、死后葬地、先世迁徙等共3000多字。曹鋡墓碑124厘米×51厘米×20厘米,碑首是“清云得禄”四个大字,碑文是“皇清待赠休职郎曹四公讳鋡冲谷府君,孺人张、高太君之墓”,落款是“室朱门女立”。     

《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出身比较寒微。青少年时代,孤苦而好学。二十四岁(1030年)中进士。仁宗庆历初年为谏官,正直敢言。庆历五年为范仲淹等被排挤出朝,上疏分辩,被贬滁州,又迁扬州、颖州任知州,晚年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土,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军土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谥号“文忠”,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世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贾岛事迹三考

贾岛事迹,多传闻而少信史.究其原因,盖在于身前位卑与身后名隆之矛盾.身前位卑,事迹多阙如;身后名隆,传闻乃迭出.贾岛行年实迹,于唐末已真伪莫辨.如:按唐会昌年间乡贡进士苏绛所撰《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铭》,贾岛卒于会昌三年(843).然考唐末五代诗,却有“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安锜《题贾岛墓》)、“宣宗谪去为闲事,韩愈知来已振名”(李克恭《吊贾岛》)之句,知在唐末,关于贾岛得罪宣宗遭贬谪之传闻已相当流行.而宣宗继位于八四七年,时离贾岛去世已有四年之隔,显见其误.由此,窃以为考贾岛事迹,唯从贾诗及其生前诸友诗中求之.另有上引苏绛之《墓铭》,曾由唐人冯贤书碑,于会昌四年(844)立在普州(今四川安岳),且是应贾妻刘氏之请所撰,虽多谀美,然亦大体可信.今据此作《贾岛事迹三考》.     

云南曲靖地区壮族社会经济探析

曲靖地区师宗县的壮族(占全区壮族总人口的83％强),明初属广西府(今沪西县),系垅氏土司的农奴,于弘治年间即明朝中叶(公元1488～1505年)“改土归流”,知县委派流官,乡、村设千户、百户,清袭明制,民国设保甲制,解放后,由社长、队长、村长统一管理,但至今仍保留有壮族族长制的遗俗;百户、把事制至今已有400～500年历史,但据康熙《师宗州志》载,对照壮乡墓碑、墓志及壮族民间保存的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执照”、“功牌”为依据可考证;壮族社会也曾经历过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演变发展的过程。本文仅就师宗壮乡的族长制、百户制及封建地主制作粗浅的试析,但愿这篇拙文,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青丘子其人其诗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号青丘子。他是一位早逝的天才,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其诗在有明三百年间堪称第一流。惜乎生不逢辰,人到中年即被酷刑腰斩,诗亦就此终止而未能更臻极致。于今,我们读其诗,不可不知其人;论其诗、亦不可不先论其人。1 他只活到39岁,作诗2000余首。其人极爱诗,《青丘子歌》自述其行迹:“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颇有“我本天上谪仙人”的狂味儿,其自恃甚高可知。接着说:“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此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又写道:“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     

李贺诗集版本源流及校勘说略

李贺的诗,是他卒前亲手整理并交付友人沈子明(字下贤)的。此后,任集贤学士的沈子明,因辗转东西南北,一直拖了十五年,才偶然从箧帙中发现。他在太和五年十月(1831年11月)向著名诗人杜收写的求序信中说:“我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一作“杂”)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李贺生前,日夕写诗,其时,不少佳构为时辈传抄,但他的诗真正在社会上流传,当是从太和五年十月由杜牧作序后才开始的。据今存唐昭宗李烨光化三年(900)左补阙韦庄的《奏请追赐李贺等词人才子以进士及第》所说,李贺诗,到晚唐,已“遍在词人之口”(参见《唐摭     

四川省疆域沿革概述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历代相承,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与制度.从古到今,史学家大都能重视沿革地理的研究,如杨守敬诸人,均能成就卓著,可以传之久远.明初以来,建立省制,由明至清,无大变动.作外官的人,只要稍明事理,无论直省大吏或府州县官,无人不以了解所在省县疆域为应有之常识.即使是满洲贵胄子弟,出身豪门,为了在工作上少出差错,应付事物少闹笑谈,也都寻求方舆地志,作为“枕中鸿宝”.至于元朝时,到了它的晚期,一些人也渐能重视历史地理,并派人参加《经世大典》及宋、辽、金一朝二国国史地理志的编修工作.     

不为人知的双塔寺（下篇）--双塔寺内无双塔

庆寿双塔寺从建到拆,历经了金、元、明、清、民国、建国初六个时代,在近八百年的生命轮回中曾几度兴衰。
　　金元两朝,是大庆寿寺最辉煌的时期,不仅寺庙规模宏大,而且名僧辈出,像玄冥觊、中和璋、海云简、可庵朗、刘秉忠、荜庵满、赜庵儇朗、西云安、北溪延、鲁行兴、秋亭亨公等高僧都曾住锡于此。尤其是在元朝,皇帝一般都尊崇藏传佛教而抑贬禅宗,但海云禅师仅凭一己之力,就重振了北方临济禅宗成为一代宗师,因此元朝统治者对海云禅师特别推崇,甚至封他为国师。他住锡的大庆寿寺也成为燕京地区临济宗的传播中心。海云禅师法孙西云安禅师,深得其师祖精髓,法行高卓,受到了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三代君王的器重。尤其是元武宗特别尊崇西云安禅师,不仅封西云安禅师为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还赐“临济正宗”玉章一枚,并赐“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号。元武宗还曾多次前往大庆寿寺参佛,赐金、玉佛像,经卷及其他珍玩于寺内。由于有元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京都大庆寿寺显然成为了“禅宗第一刹”。大庆寿寺作为元代皇家的主要参拜寺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元宪宗和元世宗曾将这里作为管理蒙古国佛教事务的中心机构,海云禅师与僧机禅师均特诏居住于此办理事务。元世祖的皇太子真金是海云禅师的弟子,出生时由禅师摩顶立名,太子长大后为报师恩将禅师所居大庆寿寺重饰一新,并将这里作为皇太子的功德院。后元文宗也将大庆寿寺赐给皇太子作为功德院,并把皇太子真容像供奉在寺内的东鹿顶殿内进行祭祀。     

论“楚辞”注解的难与易——兼评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

(一) 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是,良师溘逝,薪传绝响。前两年,正当陈先生九十岁,我写了一首七律祝贺他九十寿辰。诗曰:“江篱兰芷性灵通,九十春光内美同。芳草菲菲人代速,落花寂寂帝门空。励贞塞道青葱畅,挺秀冰岩劲叶丰。把酒称觥仁者寿,倾樽醉看夕阳红。”陈先生早年致力于楚辞研究,这诗仿照楚辞以香草喻君子立意,託事于物,用以抒写难言之情。诗里第四句是借取李白《江上吟》“屈平辞赋垂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诗句的意思。陈先生看过后,就在他的房间里和我谈了他早年研究楚辞的情况。听了陈先生的谈话,使我想起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船山先生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在屈原的时代,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忧国之情无可藉乎以展怀抱。他是在郁抑的岁     

卷首语

2007年的风已经吹来了。这一年,我们将继续全面关注学术体制、学术焦点、学术话语乃至个人学术路径的变化等一系列新景观。我们把刊物作了一些调整,力求继续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秉持理性和创新的精神,记录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声音,努力把一本有品位的学术刊物奉献给读者。为了推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本刊特辟“民族理论与民族敢策研究”专栏,与读者分享最新成果。金炳镐教授勾勒了古今中外“民族”概念的发展脉络,着重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过程,精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新近提出的民族概念“六要素”,为民族“定义”作了新的论证。龚学增教授从民族发展过程入手,厘清了宗教与民族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再次强调,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等同视之,这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一轮的藏彝走廊研究方兴未艾。“藏彝走廊专题”汇集了一组简洁的笔谈,李绍明、石硕、翁乃群、黄树民、王铭铭、赵心愚、李星星以及李锦等著名专家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精彩纷呈。值得一读。“藏区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近来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冉光荣总结了几年来相关研究的突破与进展。庄万禄在艰苦细致调研基础上,对藏区工程建设中涉及的移民工作做了系统的剖析。郑长德教授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运行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程度低、经济的货币化不足,是民族经济研究领域值得重视的观点。陈达云教授提出的用核心竞争力理念构建民族院校发展战略的宏观构想,周大鸣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云南省维西县的基础教育所作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严庆、边仕英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构成了对民族教育多角度的研究。“文学研究”重头文章颇多。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甫一发表,旋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鉴于很多研究者对与“重绘”相关的其他问题亦有浓厚的兴趣,特约请杨先生将当时未发表的这部分“中国文学的文化学、图志学问题”重新修订整理,发表于此。而杨义先生多年治学的经验,也以访谈的形式刊出,以飨读者。“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引人注目,但众说纷纭,博士生导师徐岱教授强调艺术文化的政治维度主要在于一种“元政治”,即关注“为所有人”的生存权利。博士生导师罗国威教授,用传世的各种善本《文选》与敦煌石室《文选》李善注本残卷比勘,互正错讹。新南威尔士大学寇志明先生认为台湾文学,尤其是白先勇和陈映真的作品不仅构成了所谓“文化中国”的文学的一部分,也从独特的台湾视角阐述了一种中国的民族寓言。台北国史馆协修侯坤宏先生对玄奘大师灵骨舍利一千三百余年来复杂的播迁过程作了仔细辨析,并特别论证了大师的留下的“法身舍利”(佛教经典)的当代意义。玄奘一生为法忘躯,与四川、新疆结下了深厚的佛缘,台湾玄奘大学黄运喜教授和上海社科院的刘元春研究员分别作了精辟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栏目中,博士生导师李天德教授参照索罗模型,对我国经济转型战略作了分析。他主张由经济发展战略等外部的调整转向影响资本使用效率的金融制度因素等内部的调整。博士生导师牟军从“非法自白”的关键词“非法”和“自白”,展开了一种法理学和本体论的思辨,指出了其法律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李昌林博士认为,为了减少刑事诉讼领域的权力误用、滥用,应当进行公诉的司法审查。他们为法学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考。杨明洪、骆玲教授等人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研究,认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失问题已成为建设新农村面临的紧迫任务,提出了逐步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系列措施。博士生导师蒋晓丽对“手机短信”与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董天策教授对广东报业发展所进行的人文审思,以及台湾学者蔡琰、林承宇等人所分享的一些新颖话题,使新闻与传播前沿探索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