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监管与食品安全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方面还是存在着欠缺和不足。通过从三个角度对造成食品不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探寻政府监督的重要性。通过建立政府监督部门与食品企业的博弈模型,探寻了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的策略。只有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各政府监管部门权责关系,加强处罚力度,建立透明有效的政府、企业、消费者相互沟通机制才能够改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现状。     

非对称管制下垄断企业R&D投入决策研究:价格竞争模型

本文旨在探讨非对称价格管制对于双寡头市场上企业R&D投入决策的影响.通过构造无管制基准,对不同管制环境下价格竞争的均衡解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非对称价格管制会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影响,政府许可的价格下调幅度δ的大小决定了影响的方向:(1)当δ足够大时,在位企业和新企业都会增加R&D投入;(2)当δ较小时,在位企业会选择减少R&D投入,而新企业决策者仍会选择增大R&D投入力度.     

城市公交产业低碳化发展路径研究——以杭州市萧山区为例

公交低碳化改革作为一种政府管制手段，在公交车尾气污染总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政府的管制与治理促进公交产业效益最大化，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公交低碳化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和处罚力度不够。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的公交低碳化改革应采用以政府管制为主导，市场调节配合，实现“出行公交化”和“绿色出行”。     

中国版WEEE法规实施中政府和电子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文章在政府和电子企业仅具有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中国版WEEE法规将要实施的过程中,政府管制策略选择与电子企业逆向物流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电子企业构建逆向物流成本大于电子企业构建逆向物流给电子企业带来的收益与政府的WEEE基金补贴之和时,电子企业策略选择依赖于政府选择策略的概率;当管制成本低于电子企业构建逆向物流带给社会的收益与回收处理费用之和时,政府的策略选择依赖于电子企业选择策略的概率。     

R&D合作与政府最优政策博弈分析

本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对国内和国外两个企业的R&D行为及政府的补贴政策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当企业间的R&D交流很少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当企业间存在密切的R&D交流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可以互相促进;(2)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可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3)政府更倾向于补贴本国企业。     

环保刚性约束下中小企业污染共治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治理已成为一条重要路径。为分析政府作用于核心企业实现中小企业污染共治的策略选择,揭示环保刚性约束下中小企业污染问题对各主体的影响,本文构建政府、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奖惩机制下的策略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限产力度、激励补贴效果、惩罚等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倾向于采用激励补贴策略,核心企业在策略选择上对激励更为敏感,中小企业对惩罚更为敏感。限产对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同,较低的限产力度无法影响核心企业的策略选择,反而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只有将供应链环保激励与限产策略协同推进,才能有效实现核心企业参与中小企业污染共治。     

企业环境研发、产品差异化与政府环境管制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实施环境管制政策是政府控制企业碳排放量的重要手段。基于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差异化竞争假设,建立了企业环境研发策略(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和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与政府环境管制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各阶段均衡解,比较了不同环境研发策略下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及碳减排量)、政策环境管制水平及国家福利。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研发投入越多,政府最优碳排放税越低;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越大,政府最优排放税越高,企业越致力于环境研发。对关键参数赋值和模拟后进一步发现,总体而言,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要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但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缩小和环境研发溢出程度的降低,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的程度也在缩小。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为外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产品策略选择和环境研发策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模糊博弈分析

针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实施环境行为博弈分析中无法对双方的损益情况做出判断的问题,文章结合三角模糊数构建了政府监管和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博弈模型,分别指出了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情况需要满足的条件,讨论了政府与污染环境企业博弈策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顺利实施提供了相关建议。然后通过三角结构元方法对算例进行求解,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引入三角模糊概念更加符合实际应用情况,拓展了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背景。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消费者消费的引导和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对企业是否决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众参与下政府与游戏企业发展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游戏企业选择设置防沉迷机制行为策略是应对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社会影响的有效举措，公众的监督和政府部门的监管是构建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保障。本文针对我国越来越多青少年沉迷虚拟网络游戏而影响社会风气的问题，考虑政府监管与公众的监督，构建政府、公众、游戏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政府、公众和游戏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分析监管成功率对政府与游戏企业防沉迷机制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监管成功率对游戏企业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不同情形下，政府可以根据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对游戏企业采取不同策略进行有效监管。从短期角度来看，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公众与游戏企业会考虑自身利益而选择"不监督"和"不设置防沉迷机制"；从长期角度来看，在没有政府监管情况下，公众与游戏企业依然会主动选择"监督"和"设置防沉迷机制"。     

利益激励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分析

行为偏好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对环境规制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产生以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差异为重要条件,同时受到晋升激励机制的导向影响。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显著正相关,因而应从中央政府激励与监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激励与监督环境规制部门双重路径增强环境规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整合民众与企业诉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利益激励与监督引导机制,促进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     

浅析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从西北轴承外资并购案谈起

随着我国逐步放松外商在中国进行产业投资的管制,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国内企业从外资中获得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该文从西北轴承外资并购案例入手,分析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相关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消除负面影响的相应对策.     

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环境规制部门执法策略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规制中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博弈双方的决策演化规律,着重分析了地方规制部门环境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决策演化规律一共包含12种情形,对方策略既定条件下治污和执法策略的相对净支付决定了博弈主体策略选择。加大中央(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规制部门的奖惩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能够促使地方规制部门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且加大奖惩力度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执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干扰,其次是环境执法成本。污染削减技术创新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环境执法力度,实证结果表明其降低了环境执法力度。企业污染物产生量越大,地方规制部门越倾向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地方规制部门的环境执法特征是现有政治、经济和环保体制下多方互动的均衡结果。     

转型时期公用产品定价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本文以公用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引起的争论为起点 ,根据新管制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政府、管制机构和被管制企业在公用产品价格博弈中的行为选择 ,指出在转型时期政府无法形成一个价格均衡的机制 ,能够兼顾政府、管制机构、被管制的企业与享受公共产品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必须改变原有的管制路径 ,将市场竞争、价格的形成与公共产品经营权的拍卖相结合 ,将原有公用产品经营中事后补贴总成本差额的机制 ,转化为事前最低补贴或最高的上缴利润竞标机制。     

职业病防治体系中违法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严峻的职业病形势,通过对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的分析,提出了四项应对措施,提高监管能力和力度;引入社会性监督力量;提高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调查成本。     

外资进入对我国化妆品行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详细介绍我国化妆行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外资对我国化妆品行业的投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欧莱雅、强生、资生堂等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投资案例,分析了外资化妆品行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与民族化妆行业竞争力不足的原因。据此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对策:一方面,政府要扶持企业,改革税收制度,强化化妆品市场的安全管理,构建和完善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研发,树立品牌,注重市场细分等。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综合评价:基于文献挖掘的方法

资本管制作为一项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被广大国家,尤其是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政府广泛应用。管制政策是否有效是政府和学术界热切关注的焦点。关于资本管制效果方面的学术研究,存在几个问题:(1)评价资本管制效果的基准不统一,进而评价指标选取各异;(2)评价指标选取不全面,多针对一、二个政策目标;(3)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资本管制效果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构建两个资本管制效果评价指标,据以对现有资本管制效果方面的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信息综合,既得到了资本管制单个政策目标实现方面的文献信息综合,亦获得了资本管制政策效果的综合全面评价。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在改变资本流入结构方面效果最好,而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则在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最有效果。不论是对资本流入还是资本流出的管制,在减轻汇率压力方面基本无效果。最后,对我国的资本管制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真心”还是“掩饰”?

企业社会责任是真心实意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掩饰环境绩效不足的工具?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环境掩饰现象。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动机、监管压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依据企业内部动机的分组发现,环境掩饰动机低的国有企业和低捐赠支出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无显著负相关性;(2)依据外部监管压力的分组发现,公司所在地环境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3)依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分组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参照国际标准的企业以及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