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杂剧有无分“折”论——兼与赵晓红博士商榷

赵晓红博士在其专著《朱有燉研究》中认为,朱有燉杂剧体制不分"折",因此明初"折"还没有理解为戏剧单位。其立论基础源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周藩原刻本。其实,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已经广泛运用"折"来分析元代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周藩原刻本虽未分折,但并不等于作者没有明确的分折意识,朱有燉对于当时曲坛的状况也不可能一无所知;从明代文人文献记载看,"折"事实上已在明初成为共识,不可能晚出。所谓的朱有燉杂剧不分折的观点不成立,同时,通过对朱有燉杂剧用"折"情形的考察也证明朱有燉杂剧在杂剧体制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情结——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读

本文从明初皇室戏曲家朱有燉杂剧分析入手,揭示以朱有燉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形成的根源,阐述皇权政治等高压政策统治下皇室贵族的人生态度,并说明明初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     

朱有燉杂剧与“西游”故事传播

朱有燉杂剧《文殊菩萨降狮子》《蟠桃会》《辰钩月》诸剧对小说《西游记》成书有着重要影响,许多情节为其所吸收;朱有燉对西游故事的接受存在事实可能,吴昌龄、杨景言所作西游杂剧当为其观览;朱有燉及其杂剧在西游故事传播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中原文化故事系统融合西北故事系统的结果。     

水浒文化流变视阈下朱有火敦水浒戏价值初探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历史记述到艺术记述的流变过程。朱有燉及其水浒戏在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因为历史阶段特殊因此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水浒传》虽然成书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朱有燉水浒戏的具体内容及其实际条件,《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当大致可定。其二,水浒故事思想不一,朱有燉水浒戏在由"义"向"忠"转变过程中,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其三,宋代水浒故事见于正史,也流行于瓦肆勾栏,且以后者为主;元代以戏曲传播,观众多为市井细民;自朱有燉开始,水浒故事开始进入宫廷,并为文人喜爱,开创了水浒故事传播的新纪元。因此,当我们开始关注朱有燉及其杂剧创作时,更应注意挖掘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     

朱有燉"偷儿"传奇在水浒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朱有燉系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其创作的水浒戏在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浒传》成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文人参与的热情高涨,水浒戏文人化色彩渐浓;开辟了水浒故事新的传播途径,使得水浒戏开始走向宫廷.     

明代四位散曲家补正

朱权、朱有燉、王田、刘天民是明代较为重要的散曲家,但在一些著述中对他们的相关记述存有不同程度的差错。对此,在多方查考的基础上予以一一补正。     

朱有燉生平文献正误三则

朱有燉系明初文坛大家,有关其生平记载的资料甚少,且谬误颇多。一般认为,洪武二十二年,周王橚未被贬谪,而据《袖珍方》周王序看,周王橚确被贬谪云南而非居留京师;洪武丁丑秋,周是修所序郡王梅花百咏之郡王系有爌,而事实是,此时有爌尚在襁褓,不可能有诗作问世,其真正作者当是有勳;王翰入幕周府的时间当在永乐初期,史料所载建文时＂断指佯狂＂离开周府的壮举不成立。     

同中蕴异 异中见特——明代散曲家朱有燉、陈铎散曲文本中的心态之比较

朱有燉、陈铎是生活于明代前、中期的两位散曲大家。受文体自身特点和共同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在他们曲作中表现出了用世、感世、避世、媚俗、庸聊等共同的心态。但又因个人的身份地位、生活环境、个体性情等存有差异,在其相同的心态中蕴有不同,表现出了各自独有的惧祸、玩世等心态。     

喟世·趋闲·惧祸·颂赞·用世——浅析朱有燉散曲文本中的心态表现

朱有燉是明代前期的一位王爷曲家,也是一位在当时成就最高的散曲大家。细读其散曲文本,我们可深深体悟到其喟世、趋闲、惧祸、颂赞、用世的复杂情怀。分析其曲作中这些心态的具体表现,利于对其本人的深入认识,也利于对其散曲及其他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水浒传》成书时间多有争议。文章从书中作者在史地知识方面出现的谬误入手,分别分析以山东为主体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与以杭州为主体的南方水浒故事系统中出现这种谬误的原因,认为北方水浒故事系统出现早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通过梳理水浒故事系统的流变,认为《水浒传》当迟于元末明初所产生的杂剧《征方腊》;通过朱有燉水浒戏创作情况验证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宣德八年说是可靠的。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简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

儒释道三教合一，两晋时已见端倪。及至盛唐，渐成时尚，其关键人物，即是玄宗李隆基。他重道、尊儒、礼佛，亲自注释《道德经》、《孝经》、《金刚经》，删定《札记·月令》篇，于儒释道人物多所眷注，并直接参与宗教活动，利用宗教思想巩固其政治统治。本文博征书史，在敦煌文献中大量取证，全面阐述了唐玄宗的宗教思想、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这对于了解和研究盛唐以来人们的心态以及文化发展的背景，无疑很有助益。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明初五种阙名水浒杂剧考论

明朝初期,由于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和摧残手段,造成了水浒文学的“沉寂”局面。这一时期,除了朱有炖写过《黑旋风仗义疏财》(原刻本)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两种水浒杂剧外,我们得不到任何有关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演变、发展的直接信息。而朱有炖的杂剧,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以藩王的眼光来看待梁山与宋江的。他污蔑宋江等人的反抗斗争是“做贼”,梁山好汉都是“前窟剜墙”的小偷;鲁智深、李逵等英雄人物不是遁入空门,深深忏悔以前造反的“罪孽”,就是拜倒在朝廷官吏面前,发誓“改过从新”,“情愿首做良民”。这是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倒退现象,是一股逆流。朱有炖的创作不仅没有打破明初水浒文学的“沉寂”,反而加重了对水浒文学的窒息程度。     

关汉卿与元剧创作

虽然关于元剧产生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或曰金代,或曰蒙古时期,或曰元代。但是,对于关汉卿在元剧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却有着一致的看法。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于“前辈才人”五十六人之首。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其“初为杂剧之始”。朱有燉《元宫词》也说:“初调音律是汉卿”。     

宋濂辨儒

宋濂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以道学自任,并从道学的角度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细致地辨析。儒可以区分七类,其中道德之儒不仅不是"不足用"和"少功",相反是"千万世之所宗"。对儒的辨析和重"道"的道德之儒的重视,充分反映出了宋濂"以道学为任"的政治理想。     

儒教造像源流

儒教造像源流任荣释、道、儒，所谓三教。但儒与释道两教相比，却不具备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佛道有浩繁的经藏，庞大的神系，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戒律以及无数以行教为职业的僧侣道士等等，而这些均是儒教所缺乏的。从实质上说，佛道讲出世，信教以求成佛升仙的...     

萨都刺的诗歌与元代宗教

在萨都剌的诗歌中 ,有 180余首涉及元代宗教及其人物。从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 ,在蒙元统治者包容优待的宗教政策扶持下 ,诸宗教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中得以传播发展 ,以及释道著名宗教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 ,由于身处在元代社会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之中 ,加之出身于答失蛮 ,受到穆斯林家庭的熏陶 ,因而萨都剌对宗教带有特殊的情感。在其宦游中 ,所到之处无不遍览寺观 ,并与释道大师过从唱酬。这种自觉地接触了解诸宗教 ,对萨都剌的思想造成深刻的影响。而在诗歌创作上 ,既丰富了萨诗的内容和形式 ,也对其“别开生面”的诗风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散文兼善的文学大家。单就词一方面而言,他的贡献尤为杰出。而东坡受释、道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东坡的释道思想与东坡词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过去的文章很少论及。故此本文拟就《东坡乐府》所呈现的创作风貌,与东坡释道思想之间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望方家与同好斧正。 东坡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儒、释、道三教揉合的“大杂     

试论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朱元璋以儒治国,对佛教既不过分尊崇,又不十分裁抑。他健全佛教管理机构,大力推行度牒制度,严格限制僧人和寺院数量,严厉惩处违法犯戒僧人,有效遏制了元末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的势头,保障了明初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