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公共行政学:政治与行政的两分法争论

结合学科史演进的历史叙事,分析个体知识世界的因素,威尔逊关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思想实质上是作者对他在早期著作<国会政体>一书中所遇到困惑的回应.威尔逊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了行政在"议会主导模式"下的诸多弊病.随后的研究中,作者把上述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强化行政执行、集中行政权威和约束政治权力上.进入作者意识世界所获得的新认知启示我们构建一种指向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的研究取向,把握中国行政学研究和政府管理的突出问题,有效回应规范化研究的吁求,以及责任性政府的召唤.     

中国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士绅阶层逐渐移居城市而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列强的文化侵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与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的文化整合机制缺失,城市运动吸取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国家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乡村文化资源流失等有关。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精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与民众需求精准匹配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既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中介、治理个体在内的结构要素,也蕴含民众需求导向、过程—结果导向、制度治国导向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治贫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内源式扶贫匹配贫困地区发展需求、顶层战略设计与考核监督共进。精准治贫也产生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级组织协调互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等正外部性。在精准治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权为民所用匹配基层法治需求、优化政党治理系统。精准治党思想产生了党员干部"规则意识"提升、党组织回应性增强、乡村权力结构整合等外部性。与其他治理范式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强调政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依据差异化需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具有明显优势。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多重理论视野下的传统国家与乡村问题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分析对士绅社会、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传统乡村的解读方式，对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一次知识层面上的梳理。文章以为，当下围绕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出现的争论，应是对传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分歧的解决则需要对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明确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边界、限度。才能进而讨论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的可行性。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对传统王朝观的深刻反思与批判--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研究之一

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秋,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强的现实社会之迫切需求,中国国家观亦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开始向近代国家观转变.反映这种变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对传统王朝观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这些反思与批判主要围绕"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等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