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论文学风格系统

文学风格是美学和文艺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极富魁力的命题，过去固于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人们仅仅论及文学风格的某些侧面或某些层次，而未能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全面而精确的说明。本文试图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风格。由于笔者学识水平所限，文中可能会有许多失误之处，恳请大方之家予以指教。本质考察：文学风格的涵义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初，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里就分析了“建安七子”的不同风格，他把作家风格的不同归因于所谓“文气”的不同，即作家本人气质的不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也说：“各师成。乙，其…     

柳亚子两、三事

柳亚子,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主持社务先后垂二十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宣传革命,影响深广。亚子博学多才,诗文脍炙人口。他的诗,中年致力于龚定庵,瑰奇典丽,得其神似。著有《磨剑室文诗词集》、《乘桴集》、《南游集》、《浙游杂诗》、《吴根越角集》等。解放后,他的女儿无非、无垢辑有《柳亚子诗词选》刊印行世。一九三九年,亚子在上海,开始研究南明史,和钱杏村很投契,杏村也是从事南明史料研究的,编有南明历史剧,如《杨娥传》、《碧血花》、《海国英雄》等,亚子和他一再商榷,提出许多建议。杏村知道亚子对南明史兴趣很高,替他买了     

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

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周建江田守勇批评太宗世民文学者，常将其同齐梁陈隋之文学相联系。《新唐书》卷２０１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糜相矜。”而煽起唐初浮糜的齐梁文风的“风流教主”即太宗皇帝，《新唐书·虞世南传》解释说：“帝（唐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     

试论欧阳修《新五代史》序和论的写作技巧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大部分纪传有序和论(序在传前,论在传后;或称论和赞),它们不仅是内容充实、见识颇高的杰出史论,表现了他对五代十国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而且也是优美的文学散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写作技巧,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曾巩《墨池记》艺术风格评析

由欧阳修延誉奖引而蜚声文坛的北宋文学家曾巩,以散文名传于世,身跻唐宋散文八家之列。他的散文,风格稳健,叙事议论委曲周祥,词平语淡而思绪明晰,作品为数众多。《战国策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南齐书目录序》、《墨池记》、《宜黄县县学记》,《醒心亭记》等,均是久传不衰的名篇。其中《墨池记》,以历史轶闻为题,     

王廷相仕宦经历与其诗文风格的变化

王廷相作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在早年积极贯彻复古派的主张,诗文创作内容写实,风格刚健凌厉。然而到晚年,风格开始转向台阁体,与他早年反对台阁体柔靡文风的主张背道而驰。这由多种原因造成,仕宦经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年轻时供职科道,中年督导学政,晚年身居台阁,不同的仕宦经历密切地影响着王廷相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此外,其文风转变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转型有密切关系。     

曹丕的衡文标准与建安风骨

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个衡文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有同志认为,曹丕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衡文标准,只是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几种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作家的气质与创作风格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典论·论文》来研究,“经国之大业”和“诗赋欲丽”是曹丕用以衡量文学的批评标准,并指出这二者的关系是在“经国”的前提下要求作品“丽”。笔者则以为,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的衡文标准,并不是文学在功用上能够“经国”,也不只是形式上的“丽”,更不能牵强地把二者拉在一起。因为主功用乃是汉代绝大多数理论家在中央集     

“纳于大麓”与虞舜的山林性质

对于《尚书·舜典》中的"纳于大麓",历代注家多有异见。王肃和《尚书孔氏传》以"麓"为"录",其根源在于今文经学系统的《尚书大传》及郑玄对《大传》的注释。被段玉裁归入"古文说"、以《史记》为代表的"山林川泽"说,则认为"大麓"就是"山足"或者"林之大者"。从四岳和有虞氏的身份来看,舜的部族归属炎帝系统,是尧政权下主管山林的行政首领。因此,尧将舜"纳于大麓"是对他的本职工作进行考察。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莺莺传》与《西厢记》审美感受差异辨析

元稹的《莺莺传》是崔张故事的首创。在此之后,文人、民间艺人不断据此进行了各种文体的改编。从社会角度而言,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符合了民众的审美情趣,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以致于人们往往忘记了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评述《莺莺传》的审美价值并力图分析其形成与“王西厢”不同审美感受的原因。《莺莺传》是个凄丽的爱情悲剧,“王西厢”是个大团圆的喜剧故事。它们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具有不相上下的审美价值,从而,也能看出文学审美因时代变迁而衍生的变异。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谢灵运诗歌艺术初探

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一个重要开创者。对于他的诗歌,前人有不少评述。钟嵘说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胡应麟说,“康乐清而丽”(《诗薮》外编卷四)。钟惺也说:“灵运以丽情密藻,发胸中奇秀,有骨,有韵,有色,有香。”(《古诗归》卷十一)这些评述都谈到了谢灵运诗歌的新和丽的特色。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

<晋书>评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宏"与"丽"两方面来概括陆机诗文的风格.后世对陆机文风的评价,无论褒贬多从"丽"着手,而关于陆机散文的"宏"风格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意图深入文本分别从建功之企向、迁逝之悲、生命之思等三方面来分析陆机"宏"之文风,探讨陆机在散文发展史上的非凡意义.     

《文选》乐府诗选录情况及其乐府观念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一座宝藏。该书诗类选录了60余首乐府诗 ,通过对入选乐府诗及其分类的考察可以发现 ,《文选》编纂者的乐府观念较之前代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　　萧统在写于普通三年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 ,阐述了他的文学观点 :“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封信中 ,萧统对他此前主持编纂的《古今诗苑英华》流露出不满 ,称“犹有遗恨”。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很可能“成为他将要编纂…     

《春秋谷梁传》风格论

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 ,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 ,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 ,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 ,诸所发明 ,或《左氏》、《公羊》所不载 ,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谷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 ,其失也俗。”至唐代 ,柳宗元说 :“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 :“谷梁子 ,太史公甚峻…     

雄奇劲健:欧阳修散文的别样风格

欧阳修散文为大家所熟悉的是平易疏畅、纡徐委婉,极富阴柔之美的"六一风神",而他的另一面,多于年轻时所作、体现其刚正忠直个性,既接受司马迁传记文学"好传畸人"手法影响,又深受韩愈雄奇奔放文风熏陶,所形成的雄奇劲健,深得壮大阳刚之美的散文风格,虽非欧阳修散文风格之主导,但独具特色,别有风貌,共同成就欧阳修散文多元风格之美。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歌德与“世界文学”

歌德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8种语言,是各国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通晓多种语言,熟悉欧洲国家各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形式,他翻译、戏仿或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浮士德》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汇集。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歌德赞同康德艺术和科学相互启发的观点。他的科学实践以及"世界文学"实践都是为了寻找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     

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