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基督教本体论的对话--道、言与空、心

基督教顶礼上帝,以有神论问鼎社会,是有限.上帝,作为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则是真(理)、是生(命)、是道,依然是超越有限,不可言说的无限!上帝借"言"创生天地万物,又是以"言"表述其终极关怀的,无限又寓于有限.禅奉佛教无常缘起之理,视事物生成乃相互对待,此有则彼有;破对待而灭,此灭则彼灭,大千世界万般皆空.如此否定本体尤显示存在的无限性.同时又以缘起为不变之自性,"尽在自心",非本体的无限性,顺化而为"心"本体的有限性.从哲学上讲,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本体论,以道、言,与禅缘生的非本体的本体论的空、心,实现它们之间有始→未始→有始→未始的本体论对话,同样表现出它们对超越有限的终极关怀.无论是基督教的神本体与道本体论,还是禅的非本体的性本体论与心本体论,既是非相之性,亦是实相之性,理论上的相通之处,充分说明在现实中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们自身在思维上的冲突,及其在实践中矛盾对立的概念的并存与应用,即宗教社会学上的二律悖反.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湖湘学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

本文主要就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二者的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胡寅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以崇正;胡宏以道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至高范畴,提出道性本体学;把时代理论思潮的核心话题疏解为天——性——心的逻辑结构;并从道性合一的理论思维方法来审察道与物、心与理、善与恶、道与性、心与性的关系。而针对理论上的冲突,朱熹特撰《胡子知言疑义》,质疑胡宏的论点。     

“夫一心者,万法之总也”——唐宗密禅师调合三教思想略析

宗密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他将儒、道的思想汇入佛教的业报说中 ;将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自然元气说与佛教因果说会通。而且用佛教的理论来评判儒道两教 ,认为佛教高于儒道。并以“心”为三教的统率 ,从佛教出发来论证三教合一。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及其意义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肇端于中国哲学范式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确立为基础.以"言道悖论"的发现为滥觞,既涉及对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基本内涵的理解问题,又涉及"道"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所得之"道"能否言说和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更涉及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关于"道"的言说的问题.而如果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老子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形上追思和理论回答,则不仅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阚和诠释学维度: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言不尽意论"对现象性日常生活层面上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本体诠释学意义上的"得意忘言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而且决定了<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心灵超越及其历程——庄子哲学之本体论解读

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超越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问题.此问题必须在哲学本体论和工夫论上的双向统一中才能得到透彻理解.在“道”本体论视域下,庄子透视了人的现实生命之存在境遇及其限制,并基于此开始了追寻生命本真意义的心灵超越之旅.此超越之旅表现为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向展开.在理论上,心灵的超越经历了三个层面:通过以流溯源的回溯和以源定流的观照,实现天对人的超越,到达自然之境;通过形上对形下的超越,实现“心”对于“形”以及“德”对于“命”的超越,到达自由之境;最后,心与道合一,到达“道通为一”的自得之境.在实践上,其通过直觉体验、理性觉悟、理想人格之感悟等功夫,最终实现心灵之真正逍遥.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看其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荀子的著名论断“明于天人之分”指的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明确划分，其天概念指的就是自然界，即只具有自然之天的涵义。事实上，荀子指的是天与人各自职分的划分，此天并不是仅指自然界，而是具有自然之天与宗教之天的双重内涵。     

关于荀子思想特征与地位的再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

"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指两个或更多对象之间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精神的相互交换、吸收和影响;西方哲学无之。通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现象之间的通气;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通气;三是人自身的通气;四是人和人之间情感和精神的相通。自然现象之间的通气有"川,气之导也"、"宣气"、"山泽通气"、"天地交"、"山川出云"等说法,表明了自然的有机性、整体性和内在性。人和自然的通是二者间的一种交互性关系。人是自然的一个环节,这是天人合一的物理基础;人又是自然的恻隐慈爱者、欣赏者、赞美者,二者融为一体、情景交融,从而能够对于自然有感、有应,道德地对待自然,为天地立心。这种关系超出了物理意义而进入了精神的和审美的领域。这是人与自然相通的本质含义,表明了儒家哲学的生态本性。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