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教训

梁武帝早年即受儒释道三教熏陶,后来对三家学说均造诣颇深,并运用到个人信仰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上。他虽有会通三教的可贵思想,但对三教关系又颇为纠结,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以佛教为唯一正道,最终未能平衡三教关系;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但佛教在当时并不强大,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梁武帝也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教训深刻。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回顾及后世小说之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产物,后世小说运用因果报应学说为梁武帝开脱,是对崇佛亡国说的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再认识

后人在评价梁武帝的亡国灭身时总是要把它与他的崇佛举措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必然关系,正是崇佛过度才导致了亡国灭身.从治国理念、币值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梁武帝崇佛不一定亡国的观点,认为梁武帝的亡国灭身实在是其晚年治政的昏庸和其子萧绎的勤王不力造成的.梁武帝亡国灭身与崇佛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简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驳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

松本文三郎的《弥勒净土论》误解了早期佛经中的记载,混淆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关系,在此错误的前提下否定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认为其受到了后世大乘思想的影响。松本文三郎以义净记载印度小乘佛教不礼菩萨、不读大乘经,来证明小乘佛教一开始就没有菩萨信仰,其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时期。小乘佛教内部孕育了大乘佛教,其中弥勒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源头。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观点有误、证据不足,实为倒果为因。     

南朝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演化之特征

晋宋时期士人群体信仰向佛教的转变,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进入南齐后,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开始呈集团化发展,至梁武帝时期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化行为。而佛教向统治工具的转化,则是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由个人化走向集团化和国家化的根本原因。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丘处机的道教词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结合丘处机的生平及宗教活动，对其道教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功行，三教合一等宗教思想。通过对丘词某些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丘处机对全真道宗教思想有所发展。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从“老子化胡说”看汉魏六朝佛教徒的老子观

汉魏六朝时期是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进而引发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作为道家象征符号的老子,曾被道教和佛教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宗教化解读和利用,“老子化胡说”是这个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从这个时期佛教徒对待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老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宗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的道家思想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同时他也是唐代科举制度史上惟一的一个以道举及第的士人。独孤及对道学的学习受时代的影响,其对道家生活方式的理解及《毘陵集》作品中的道家图像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     

道教“道”理念的理论来源探讨

道教以"道"名教,最高信仰即为"道"。它的"道"理念的理论资源十分复杂,吸收了阴阳家、佛家、儒家等派的有关理论,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先秦的道家到汉代的黄老道家的道论。道教又是以长生成仙为修道的最高追求,所以它又以民间巫术、方士方术、神仙传说、符箓咒语等对道家的道论进行了宗教化改造,从而建立起自己教派的"道"观念,确立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的核心。     

从丘处机道教词看其苦修

包括丘词在内的全真道教词 ,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 ,在文学史、诗歌史、词史中也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 ,对丘处机道教词所表现的苦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真功等宗教思想 ,其外修真功部分主要反映了丘氏的交游和斋醮活动。表现丘氏苦修的词作反映了全真道森严的教制教规     

论丘处机道教词的内外双修思想

丘处机在青年时期曾自行阉割,断绝情根,进行内外双修,同时也进行其他宗教活动,把其师王的宗教思想付诸实践。本文对其道教词所表现的内外双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功行等宗教思想,其外修功行部分主要反映了丘氏的交游和斋醮活动和全真道森严的教制教规。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丘处机道教词思想探析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 ,结合丘处机的生平及宗教活动 ,可看出丘词所表现的宗教主张。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成仙证真、内修心性、外修功行、三教合一等思想。丘氏某些具体作品有明显的文人化倾向 ,他对全真道宗教思想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