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与人民监督员制度重塑

人民监督员制度本是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人民监督员制度受到冲击,亟待转型重塑。在法理层面,基于司法民主的要求,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定位为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机制,而非职务犯罪调查的外部监督机制;在观念层面,要理顺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系,通过深化司法改革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的遗留问题;在操作层面,要因应“捕诉合一”制度改革,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重点放在检察机关的批捕与起诉行为上。在人民监督员制度内部改革方面,要确保监督评议过程的独立性,增强监督评议结果的约束力,并注重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人身权,从而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回归。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 逻辑与作为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照法律与党内法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理念、制度与行为的总称。这一制度有助于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形式，实现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后的有力监督，保障监察委员会权力依法运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虽然实现了监督职能从试点规定到法制定型的转变，促进了人大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推进了我国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但也存在现行监督方式比较模糊、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不完全协调、人大代表的专业监督能力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这需要从完善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原则、释放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动力、区分监督相对人性质、丰富模式化监督行为、深化法律监督、强化民主课责、提高监督素质等方面加以健全。     

论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合理界限

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宪制安排,其目的在于防范和化解监察委员会滥用权力的风险。由于在制度和实践中尚未处理好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与人大有效监督等关系,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时容易出现抽象监督与具体监督的两难抉择,需要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委员会划定合理界限。在合理划分监督界限上,应坚持类案监督,避免个案监督;坚持程序监督,避免结果监督;坚持实质监督,避免形式监督。     

监察委员会的法理分析——兼论符合国情的监察制度之建立

我国现行监督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监督主体的多元导致了监督缺乏统一性和有效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和试点正是对此问题的制度改革.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符合党的领导的宪法原则;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的融合,是基于国情和现实的制度创新,保障了监察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也有效化解了针对“双规”双指”合法性的质疑.当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应受到严格监督,保障监察权在法治之下良好运行.这样,监察委员会才能有效行使监察权、监督公职人员勤勉履职.监察的实效性才是宪法和法律权威的保障.     

和谐社会的媒介舆论监督与人民监察制度

媒介的舆论监督从政治上来说是在行使社会公权力或者说广义的公权力。在舆论监督实践中,媒介行使公权力常常受到阻遏,难以完全尽到社会责任并实现自己的道德追求,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羁绊和经济利益对监督者的诱拐。制度的问题要靠创新制度来解决,即建立一种新的监察制度——媒介舆论监督的人民监察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和谐社会对媒介舆论监督工作加强管理的制度,更是一种保障舆论监督,保障媒体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的保障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四川新闻舆论监督的四个问题

四川的新闻舆论监督主要问题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监督者的素质、依法监督、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监察缺位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新闻舆论监督的监察制度建设和监察缺位问题。要想尽快改变四川新闻舆论监督现状,除了考虑法规的制定之外就是要落实监察队伍的组织建设。     

监察委员会人事管理与约束监督刍议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监察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次上的确认,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件大事。“一府一委两院”的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深化监察制度改革依然是健全完善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路径。监察委员会的出现不同以往政治体制的改革,使行政监察迈向国家监察,监察制度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人事管理和“超级机关”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法治建设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独立性与权力制约两原则,从人才选拔、人事培养到人事考核探索监察委员会的人事管理,从党的领导和外部机关约束监督的视角思量监察委员会的被监督问题。     

论《国家监察法》的立法原则

《国家监察法》是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职能、监察对象、行使职权的程序以及如何与党的机构和其他国家机关衔接等内容的法律规范.《国家监察法》制定的目的在于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制提供法治保障.依据宪法制定、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集中高效反腐、坚持正当程序、由人大组织与多重监督原则是《国家监察法》制定时应该遵循的立法原则.     

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权限范围与制度构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方式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具有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合理性基础。根据我国立法权扩容的惯例和现实考量,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规范依据应遵循《立法法》初步确认,《宪法》最终确认的路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范围包括执行法律规定和履行内部行政管理职责的事项。基于规范和实践需求,履行监察职责的事项应被纳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范围。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规范运行,需在《决定》基础上进一步厘定监察法规效力位阶,完善制定程序、构建立法监督体系,以确保监察法规制定权与现有立法制度有效衔接。     

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是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要求加强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国(境)外反腐败成功的廉政机构的有效经验也表明要加强对反腐败机构监督制约.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在内部,可以采取组织分设、相互监督和内部制度设计等方式进行;在外部,可以开展新闻舆论、社会群众的监督.对监察委员会进行制约,内部要建立请示报告和审批程序、集体决策、业务流程三个方面的制约制度.在腐败案件处理和政治架构中其他国家政权机关可以对监察委员会形成制约.     

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

我国明代封建统治体制中有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特点是:严密布网有效监督;监察渠道,畅通迅捷;监督考核,奖惩分明;以卑临高,动态监察。曾经在明朝初期“纠察官邪、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惩贪防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总结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进行历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监察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对国家监察立法的认识与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重大创新,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国家监察立法体现了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监督权力的宪法原则,突出了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价值取向。监察立法是政治领域的治理规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把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结合起来,避免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落入法治技术的困扰,以建设性的立法建言为反腐败良法善治贡献智慧力量。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法政治学之维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深化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法律意蕴。对这项制度进行法政治学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执政为民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领导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政治保障。     

新时期高校监察工作的困境及对策

新时期高校监察工作如何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来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高校监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困境:制度建设滞后,监察工作难以落实到位;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缺乏,将监察部门当"摆设"或"挡箭牌";尺度难以把握;监察工作缺乏活力等。因此,高校监察工作必须认真分析形势,强化监察意识,理清工作思路,把握工作重点,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注重责任追究,树立监察权威,以保障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促进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     

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试论人大监督的路径选择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监督权能否有效行使,不仅关系到人大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更关系到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的反映,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得到真正体现,关系到"一府两院"能否更好地依法开展工作。但由于体制和机制等因素的限制,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尚未真正确立起来,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文章从人大监督权的法理分析入手,结合其现状,就监督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及对象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了新的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从权力属性、组织架构、队伍建设、与其他机关的关系、职责职权、加强对监察机关的监督等角度审思了监察委员会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事项,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法理支撑和理论构建。但现有学术研究存在同质化、单学科性和实践观照不足等特点,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增强实践性及加强学科间的合作。     

当代巡视监察制度比较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监察制度在巩固和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权力监督、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瑞典自1809年建立了Ombudsman(翁巴其曼)制度即议会监察制度后,此制度为西方多国学习借鉴。比较两国当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异同,有利于我国巡视监察制度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     

中国古代监察制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建立,它虽有许多弊端,但也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可以运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严格监察人员的选拔,注重他们素质的提高;改革现有的监察体制,加强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将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及事后处罚相合;严格对监察人员的考核,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今的监察制度,把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