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权威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权威由传统专制型向现代民主型渐进转变;而日趋现代性的法理型权威又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法理权威的步伐。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其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其结果是修补性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改良态度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迟迟难以实现、举步维艰的根本性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思想影响和权威作用下,我国走上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一变革远未完成。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转换的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的同时,使生长着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渐达到完备和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现代价值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构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再也不能只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改良性修补,而必须从根本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使之真正现代化。     

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国初年的县知事试验

为澄清吏治,加强中央权威,民国北京政府在1914~1915年间举办了四届知事试验。试验更新了自清代以来县行政长官的选拔机制,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质,但由于知事试验运作急躁、地方势力在任用县知事时态度消极等原因,知事试验未能全面褪尽传统色彩,其性质只能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网络时代教师权威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教育的诞生使传统的教师权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重塑教师权威,教师必须实现教育意识的现代转换,完成自身素养的全面更新.     

论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实施的基础及三重路径

与传统社会的天启道德教育不同,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世俗化道德,纪律精神、集体意识和知性精神则是其内部的主要构成。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国家和社会建立的学校向人们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集体和道德权威的存在。道德权威既是纪律精神、集体意识和知性精神的共同指向,又是联结道德与道德教育的中介环节。通过中介环节,纪律精神教育、自律精神教育和牺牲精神教育则是实现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三重路径。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从传统权威和谐到现代法治和谐——从社会主义法治和谐视角探讨

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早已有之.在古代社会中对和谐社会的描述中大多属于一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这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之上,用权威树立社会的秩序,缺乏生气,不可持续,是一种畸形的"和谐社会".现代法治和谐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的和谐,促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和谐则是在现代法治和谐的大环境中建设的一种崭新的和谐社会,这种和谐社会是以往和谐社会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际商法地位及体系的演变

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 ,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 ,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 ,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 ,明确其体系结构 ,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 ,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 ,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     

社会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社会学中"信任结构"的概念,可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源于"传统社会"的教师权威的流失和人际信任的式微,二是源于"现代社会"的教育环境的失范和教学内容的脱节。"人格信任"的高校校园和"系统信任"的现代社会两个维度的相互融合,是走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的必由之路。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