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助益青年入文坛 ——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命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论魏金枝“五四”时期的思想与人生取向

魏金枝是“五四”第一代作家,“五四”时期是他思想的激进时期,也是他人生的转型时期.在浙江一师这个新文化熔炉中,经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魏金枝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传播“五四”新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并积极宣传和参加工人运动.这时期,他由一个追求个人生活改善的知识青年转换成了一个思想激进、勇猛和关注大众命运的战士.这成为他人生新的起点.     

“自我的言说”——论沈从文的文学自律观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和自由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反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把文学当成"用具"及批判"商业低级趣味"文学,强调文学自由论和文学的独立本质;他从文学的自律性出发,提倡文学自由发展,同时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期通过作家主体人格的确立和新文学经典的塑造来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坚守贯穿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始终,其文学自律观不仅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政治化文学潮流和商业化文学倾向具有纠偏意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陆耀东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撰文《“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指出，“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家庭中，作为长子、长兄，在教育部，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论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现代意识

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独特审美视角之一是城市人的现代意识的视角.沈从文一方面留恋乡村厌恶城市,另一方面,乡村的愚昧与落后加上难解的政治情结让他潜意识里又向往城市文明,蕴涵他对整个中华民族前程的忧思,表达他重造"民族的经典"的愿望.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章绍嗣在沈从文的作品组合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是他一往情深创作的“湘西小说”。这个小说世界的基石是：人性。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文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退化,其主要原因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否定。     

论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倾向性

在一般读者与研究者心目中,沈从文似乎是远离政治、追求纯文学的的作家,他作品中供奉的只是理想“人性”,而没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实际上没有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只是有些作家倾向性表现得鲜明外露,有些作家倾向性则表现得隐蔽深沉。沈从文属于后者。沈从文是主张以文学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者。他是怀着以文学作工具通过思想启蒙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信念从事文学创作的。社会、国家、民族的重造,是他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这不但直白地表现在他散文创作中,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严正深沉的主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改造社会的功利性目的首先表现为对于旨在破坏与改造旧社会     

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

文章探讨了沈从文与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念迥异的时间意识,以及这种时间意识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在“常”与“变”的执着思索中,沈从文超越了现代作家普遍存在的进化论的时间观念,拆解了“新”“旧”之间的对立模式。在普遍“新”胜于“旧”的价值期许和对未来乐观表达的现代叙事中,沈从文小说中的时间诗学构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

“五四”时期的鲁迅 ,在家庭中 ,作为长子、长兄 ,在教育部 ,作为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 ,其言行大多未逾传统文化规范。作为大学教师 ,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的“反传统”,主要表现为 :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鲁迅 ,则激烈地“反传统”,这是时代的需要 ,是文化急剧转型的必需 ,是创建新文化的必需。他的“反传统”内涵 ,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 ,主要是“破除”;在文艺等方面 ,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 ,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神话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湘西经验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其“自然人性”的核心审美理念。“湘西边地”的审美图景中有着复杂的神话构成与大量动物符号。沈从文借助神话传说与风俗描写,巧妙地运用动物原型将风俗民性与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融合起来,整合了人的神圣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在文学上创造了美与善的标准,树立了“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人格典范,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以社会学批评理论解读沈从文创作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深受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影响。在五四“人的文学”的熏染下,他挥动着如橡大笔恣意书写美好人性;湘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他用诗意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有着神秘的苗族血统,更使得沈从文以其诡异瑰丽的文字,发展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三要素影响下的沈从文作品,人性和神性交融,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和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