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的两种进路：罗尔斯的规范建构与霍耐特的社会分析之比较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英美政治哲学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政治哲学，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思考社会正义的两大理论路径，二者都持有规范意义上的正义思想，但在哲学运思和理论旨趣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罗尔斯和霍耐特的社会正义论中，都包含了正义的主题、正义的方法、正义的目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通过集中于社会正义中三个具体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罗尔斯侧重于规范的建构，以社会契约论建构政治的正义观念，但造成了其理论中应然与实然的分裂。霍耐特以承认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分析力图弥合正义理论中应然与实然的分离，但其对现代社会主要制度缺乏规范建构从而与他追求的道德进步造成了紧张。     

霍耐特承认理论解析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正是通过他的承认理论为批判理论注入了更具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维度.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阐发的承认思想,为自己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最好的思想资源,而米德社会心理学又恰好为重构和转化黑格尔承认思想提供了嫁接的经验手段.基于此,他详细阐述了三种承认形式:爱、法权和团结,以及相应的三种对承认的否定形式(蔑视):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从而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承认关系的结构.     

朱迪斯·巴特勒对 "承认之遗忘"的批判及其限度

作为当代社会批判的重要范畴,"物化"始终是批判理论研究的核心环节之一。霍耐特以承认理论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作出新的诠释,将物化重塑为"承认之遗忘"。在这种对物化的"承认之遗忘"重构过程的批判性解读中,朱迪斯·巴特勒对霍耐特"承认之遗忘"的物化构建作出了积极性评价,同时对霍耐特的参与性活动、儿童依恋过程等方面作出保留性评判。但是对"承认之遗忘"的主观批判将消极暴力性行为排除在情感性活动之外,弱化个体发生学的经验性论证效力。这种批判及其限度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承认之遗忘"的理论难点,进一步深化了霍耐特承认范畴的存在性内涵。     

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霍耐特

批判性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展开社会批判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进行了继承与发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二代领导核心则把社会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霍耐特则以"为承认而斗争"为旨向对批判理论进行规范建构。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拓展,批判理论的演变逻辑彰显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时代"在场"。     

“承认哲学”对认同危机的化解及局限性研究

认同危机是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承认哲学立足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求化解之道。黑格尔、霍耐特和泰勒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黑格尔从抽象的主体出发，提出精神承认哲学；霍耐特站在社会批判维度，赋予承认以伦理意义；泰勒则从文化入手，提出“承认的政治”。然而，这三种承认哲学都未能揭示认同危机的根源，本文认为经济承认才是化解认同危机的根本和关键。     

从"再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

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所谓从分配政治向承认政治、平等政治向差异政治的范式转向。如何因应这种变化,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选择。霍耐特把它理解为当代社会斗争的正确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重构。南希.弗蕾泽则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后的理论退却,并提出了以“公平参与”规范为基础的既包括承认要求也包括分配要求的“复合正义论”。关注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同时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基础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遗失的解放性纬度——论霍耐特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人类学关系的评价

文章力图揭示霍耐特在他的人类学著作中对费尔巴哈人类学唯物主义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人类学关系所做的评价,然后分析这种评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点,最后指出我们对这种评价应取的态度.在霍耐特看来,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的核心是"感性"和"利他性";马克思在改造费尔巴哈人类学的过程中遗失了其中某种解放性的力量;霍耐特的这个观点离不开他的哲学人类学的立场,而我们今天又应该在考察时代背景之后批判地看待他的这一立场.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

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以展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阐发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原则,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奠基和初步发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功能与社会批判功能的对接,预示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之创建。     

从承认到自由——霍耐特正义观的逻辑演进评析

霍耐特以承认理论开始了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性重建,之后借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思想,将实现社会自由作为正义原则,把"承认"构建为实现社会自由的途径,完成从承认正义观到自由正义观的发展。霍耐特用承认范式取代分配范式,使自由正义观区别于当代主流正义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承认蕴含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社会自由蕴含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观点中,自由正义观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发展。     

重建解放性的规范内涵:霍耐特解读马克思

本文主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这种解读建立在霍耐特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并试图重建马克思社会劳动和斗争概念中解放性规范内涵。对于这种解读我们既要看到霍耐特所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国情加以甄别,不能盲目跟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借鉴霍耐特的解读。     

语言转向: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嬗变而言,"语言转向"无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话题,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该概念的认识却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中发生的"语言转向"包括两方面——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二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旨趣上的有着显著区别,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向重在审美的语言形式,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注重语言活动的文化内涵。     

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论本体论的禅学终结

人类最先看到的是物质性或经验性本体，然后上升为精神性和先验性的本体认识。但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理解面临着理性基础无法证明的困境，不得不向东方哲学的本体论方式趋近，在中国哲学这里，无论是“仁”本还是“道”本，都见证于人的生存直觉，它们的神圣性在于它们的现实性和日常性。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不是逻辑认知的对象，不能从具体生存中分离出来，它是人的日常过程和人的生命敞开、呈现状态。尤其在禅宗这里，本体论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最高峰，扫荡一切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而全面赴人日常生活，肯定平常生活即是存在的“如是”本体．     

儒家社会关系学说对现代关系社会学的启示

儒家社会关系学说,涵载着社会关系的基本正义性,对于现代关系社会学依然闪烁着理论启示的光芒.社会是人际生活的关系场.社会生活主体带给这个"场"何种品质的关系,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民众理性与社会正义的尺度.儒家的社会关系学说,向现代关系社会学呈示着可资撷取的理论意趣.其一是社会观视域:儒家以身、家、国、天下为社会层阶性单元,倡导这些单元的整体性共进;其二是关系论视域:儒家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庸俗层"、"通俗层"、"崇高层",主张转化庸俗层,涵养通俗层,向往崇高层;其三是关系调节论视域:儒家倡行"道"之法则原理、"礼"之制度规范、"义"之适宜良知,以调节和规约社会关系.     

哲学的最高范式转换与信息哲学基础理论建构

“存在领域的划分”是哲学的最高范式。“存在＝物质＋精神”是传统哲学的立论之基。由于信息哲学重新划分了存在领域：“存在＝物质＋信息”，所以，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由此也确立了信息哲学的元哲学或最高哲学的性质。中国信息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系统的理论，主要表现为9个方面。一是信息本体论：一种关于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全新存在论学说；二是信息演化论：一种关于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双重演化的理论；三是信息认识论：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发生的多维中介建构与虚拟的学说；四是人的全面本质论：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多维综合生成和创造性建构的学说；五是信息价值论：一种能够兼容物质价值和信息价值的全新价值学说；六是社会信息论：一种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进化方式的新理论；七是信息生产论：对人类实践和生产活动本质的新认识；八是信息思维论：一种关于科学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九是统一信息科学论：一种关于“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当代科学发展的理论。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从“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思想的双重变奏

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它关照着所处自己时代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对现实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不像以往哲学家那种由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的复调，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即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为解决问题的钥匙。鉴于此，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论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变奏即由“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这一思想理路，并创建自己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凸显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与社会实践历史观的开始--从出场路径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本性,让这一智慧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得以深化和拓展,这是时代给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两大课题.完成上述课题必须做到方法论自觉,也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们思维中根深蒂固的"非法"解读模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析方法这一独特智慧,并非简单指认马克思哲学终结了传统本体论并彻底颠覆了近代形而上学,其核心问题在于要搞清楚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从哲学内部、哲学范式以及哲学的使命等方面进行了彻底革命,从而开启以非先验的、现实的社会历史线索为核心的新哲学;一些当代西方哲学流派把人类解放的路径转向内心体验和诗性之思,这根本不可能替代马克思哲学完成对当下社会批判和建设的历史使命.     

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问题意识的凸显,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强音,但却因理论能力、学科壁垒、视野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理论自觉,因此,应积极推进从学科建设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向理论自觉为导向的研究模式的转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觉的根由在于,中国道路或正在生成的中国模式与同样变化了的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把握与阐释。中国道路是现代中国选择并借助于马克思学说所成功开启的世界历史的新的展开方式,是一条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及其民族-国家模式但又展现人类未来文明方向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是本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从问题意识到理论自觉转化的结果。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更为复杂的时代课题,尤其需要理论自觉,并在创构与中国道路及其中国模式相匹配的实践哲学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双维多级构造的整合研究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存在着一种双维多级化的构造原则: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时间和空间双向维度上的划分原则;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原生、次生、再次生的多级化划分原则。辨析这一社会形态理论内在的双维多级构造,对于整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以及整个历史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