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     

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

听觉叙事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莫里森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声音和听觉的书写,这些听觉叙事不仅为读者带来别样的听觉感官体验,而且与黑人民族记忆紧密相连,是黑人摆脱白人主流文化冲击,回归黑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键途径。本文以《所罗门之歌》中的听觉叙事为切入点,探讨声音、倾听在人物回归和重建民族记忆中扮演的角色。听觉意象沉寂与歌声分别代表祖先的缺席与在场;破除种族主义听觉模式,学会因声而听是回归民族记忆的先决条件;因听而思到因听而行的听觉模式蜕变标志人物对民族记忆的反思与重建。听觉叙事是莫里森借助感官想象再现黑人内心世界,重构民族记忆这一创作思想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西藏宗教文学中的自传作品——关于自我陈述方式的思考

本文通过将藏文自传作品早期汉文、日文、波期文自传相比较,通过分析西藏自传作品创作背景和过程、作者和读者类型、作品的叙述模式和写作特点等问题,论证出自传文学在西藏的起源和发展是西藏本土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本土的文化现象.文章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层面对自传文学为什么在西藏起源早、发展快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特色

阿来的《蘑菇圈》以轻灵和凝重两种笔调书写自然生态变化，深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小说借助传统和现实自然生态景观的对照书写，讴歌民族传统自然生态中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关系的美好，借助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互关联的诗化叙述，礼赞民族传统社会生态中人性温暖的可贵，形象地揭示了搞好自然生态建设的根本是做好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发展。《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社会和文化生态及其关系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对民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期待。     

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引领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篇章

<正>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系统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引领，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团结奋斗，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以及积累的宝贵经验。西藏始终坚持增强“四个共同”思想，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民族国家叙事与复线历史之争——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解读

杜赞奇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讨论了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真相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书写历史,用以还原历史的多样性.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当前历史书写方式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但怎样全面认识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又如何用“复线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过去,以及能否恢复历史之“真”,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思考.     

军旅小说“莽将”+“儒将”叙事框架研究

军旅文学是英雄的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支,一度被蓬勃兴起的大众商业文化挤向边缘。然而前几年《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作品却脱颖而出,深受读者与观众的欢迎。笔者尝试从民族文化借鉴和叙事框架结构两方面对此进行探究。     

从地方人文到国家情怀的审美创造——论吕翼小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直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精神主脉和审美旨归。第十二届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彝族作家吕翼的中篇小说《冤家的鞋子》和《马嘶》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彝汉青年乌铁和胡笙在乌蒙山区的个体生命经历与情感恩怨变迁，及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投身抗战洪流，抛弃前嫌、团结一心抵抗敌军，成为生死之交的感人故事。小说通过书写乌铁和胡笙的故事展现了彝汉人民从族际交往到生死交融的生命历程，在“恋歌”与“史诗”的交汇中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在内蕴上的共融性，集中体现出作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审美精神诉求。小说丰富和补充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抗战叙事，赞美了我国各民族普通百姓伟大无私的爱国情怀。     

一部丰富的情感文献——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怀旧与思索

本文一直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文献来进行考察。电影作为文献,是一种诉之于感官和体验的情感文献,它在通过影像叙事,记录与叙述特定情感的时候,也表露出书写者自身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主动的当下社会文化批判和参与文化建构的欲望。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忧郁书写,真切地体现了电影创作者的这种思考——建构一种有关特定民族文化的回忆,并以这种挽歌式的回忆表现对于片面性发展模式的不满。它们不仅通过影像改变了对于民族文化过去的陈述,同时也眺望了将来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