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建筑始祖有巢氏考——构木为巢的有巢氏之事迹

古史传说时代的有巢氏,先秦文献把他排在燧人氏之前,其前有大巢氏,传二世。有巢来自大巢氏,传七世,比燧人氏稍早或同期,世代延续的年代也约相当。我国人类发展史上有穴居、巢居、屋居时代。巢居,含有在树木上架屋、地上筑屋两个阶段,约代表和反映了"前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居室情况。大巢、有巢氏皆为氏族首领(即人),非"时代符号"或"神"。他因筑屋为民造福,故被人们推崇到"王天下"的尊位,也是中华民族的建筑始祖。     

达斡尔族萨满"雅德根"词义解析

达斡尔族萨满"雅德根"词义经过语言学解析,是由表示预兆、知晓、首领三个词汇合并而成的新词,其含义应为"预言者"或"占卜者".从早期萨满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分析,把他们理解为氏族部落的预言者、占卜者,也比较符合萨满在社会生活中担当的角色.     

湘东第一宫--从湖南史前文化论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

距今1万年前,中国出现了传说的氏族首领,以"三皇"、"五帝"最为有名.尤其是"五帝"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江北、江南的先民都尊奉他们为祖先,形成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和各种遗迹,湖南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亦是如此.它们作为当地人民尊奉祖先、弘扬民族文化的对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也是符合传说时代历史实际的.     

炎黄时空初探

炎黄称谓最初可能为氏族中杰出的族长人物名字,进而成为部族集群之血缘和精神的宗主神,最终发展成为部族集群的称谓.炎黄早期诞生、发展、迁徒的空间,是今之渭水与泾水流域,这是可以得到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就是距今8000多年至距今5000多年的"农业革命"时代应为炎黄时代.     

论盘瓠故事与古氏族部落迁徙及融合的关系--兼论盘瓠故事和传说遗迹的史料价值

盘瓠与盘古氏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他是帝喾高辛氏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徙于今湖南泸溪后,氏族部落发展壮大,与土著蛮人结合,成为蛮人尊奉的祖先之一.其后裔逐渐南徙,传说和遗迹遍布于江南地区,反映出"五帝"时代江北、江南氏族先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比"三皇"时代又进一步.     

西王母原相初探 --兼论"戴胜"之原义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极其古老的神祗之一,闻一多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总先妣".有关她的原型,从汉代起,便有种种论述,或以之为怪神、女王,又或以之为国名、地名,诸说纷繁,分歧较大.从文字学的角度上分析,"戴胜"二字乃象形兼会意,反映与再现了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状态,而"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西王母正是狩猎经济下的氏族图腾神.     

在"文化性"与"感受性"中建构"视觉公共性"——广告视觉意象的建构与传播

由于中国目前的广告功利性太强而人文性、文化性太弱,使广告在形式上出现同质化、媚俗化、浅薄化等诸多问题,其所建构的符号体系是一种"拟像",而不是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意象".这种形而下的拟像的普遍存在,对于中国广告文化的长远发展是危险的,它导致中国广告"文化性"与"感受性"缺失.所以,我们应从"拟像"到"意象",来建构广告符号体系的文化性;从"有意味的形式"出发,来表现视觉元素的可接受性.     

侗族"鼓楼"称谓考辨

在侗语中"鼓"称之为"Gungl"、"Jungl"或"Gungc",侗族"Guh Louc"称谓中并没有"鼓"的含义.虽有的侗族"鼓楼"确实"楼内置鼓",但绝非"楼必悬鼓".侗族"鼓楼"并非"因鼓而得名".将侗族"Dangc Wagx"(堂瓦)称为"鼓楼",是在汉族语言文字引入侗族地区之后才出现的,"鼓楼"这一称谓不符...     

文学本质界定中"意识形态"术语复义性考略

很长时间里,文学理论上一直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即Ideologie.而实际上,在汉语中,"意识形态"(Ideologie)与"意识"(Bewusstseins)、"社会意识形式"(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sformen)长期以来是混同的.人们把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但在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论著中,"意识形态"一词又多指"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不同的译法和用法,导致了"意识形态"这一汉语词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复义性状况.如果依据已广为流通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则只能说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ideologischer Natur)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不能简单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论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兼谈与"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方法的比较

拉卡托斯将科学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他把能够按照某一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科学史料称为"内部历史"(或"科学史的理性重建");而把一切不能被该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借助于社会-心理的因素才能说明)称为"外部历史".对于科学史来说,理性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则是次要的.将拉卡托斯这一思想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史所运用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竺法护"世居敦煌"辨析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敦煌菩萨"之称,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但通过对相关资料和敦煌当时佛教发展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敦煌是汉文化区域,而竺法护在早期并不懂汉语,说明竺法护不是在敦煌土生土长的月氏人,而是西域来华的游僧,因为曾在敦煌停留译经而称"敦煌菩萨".文献关于他是"天竺菩萨"、而后从西域"来达玉门,因居敦煌"的记载更接近事实.     

论玛雅文明等与中国古文明的关系——兼论《破译（山海经）》的非科学性

人类起源问题有多种说法,以一祖(一元)、起源地为"亚非洲"的说法比较妥切.人类发展到5万年至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新人)阶段后,形成的蒙古利亚人,约于二三万年前至一万年前迁入美洲.他们在被大海隔离而孤居美洲后,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下创造了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原始文化(乃至中古世纪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破译<山海经>>一书,将美洲的原始文化归为中国史前"三皇"、"五帝"(几乎都判定为今四川人)创造的,是不客观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     

也谈所谓"楚简数字卦"问题

宋华强先生的《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一文认为楚简中的易卦符号是所谓数字卦,并反驳了李学勤先生对数字卦说法的质疑,但楚简中的易卦符号不是数字卦,而且早期出土材料中的易卦符号也都不是数字卦。研究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应该区别经文和实际占筮,而不是以时期划分为数字卦和阴阳卦。     

《说文解字》所收标点符号"(亅)""、"考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入了两个符号"(亅)"、"、".这两个符号不是文字符号,而是标点符号."(亅)"号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后来用法日益丰富,相当于顿号、逗豆、分号、句号、章节号等."、"号的源头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其形体有几种变体:大圆点、中圆点、小圆点、长顿点、短顿点,均属"点"的系列.其作用相当于篇号、章节号、句号、分号、逗号、顿号、重文号、合文号.     

从"非人"到"人"——鲁迅五四杂文基本理念的构建

研究者一般从批判性、否定性和破坏性方向上定位鲁迅杂文,也多从这个方面探析并发掘鲁迅杂文及其意义.这是一个我称之为批判性或解构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有偏颇之处.因为它不是把鲁迅及其杂文看作一个"整体",不是从整体性方面加以把握,它遮蔽了鲁迅(杂文)更内在更本质性的东西.所谓更内在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的观念".我认为这种关于"人"的观念,在鲁迅那里是作为"基本理念",即根底性意识特征而存在着的.从"非人"到"人",从解构性到建构性,可看作鲁迅五四杂文的总趋向;也是掘发鲁迅杂文更内在意蕴的一个有力视角.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阿萨辛派探微:历史与传说

在西方伊斯兰研究中被称为阿萨辛派的,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一个分支--尼扎里派.该派的产生和活动与最早几次十字军东征在时间及地点上都有重合,因此在十字军的文献中留下了种种记载,其组织被称为"阿萨辛",其首领被称为"山中老人".尼扎里派为达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暗杀行动,使阿萨辛演变为英语词汇中"暗杀"一词的来源.梳理有关阿萨辛派的历史和传说.有助于人们了解该派的真实面貌,并以此呈现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相遇的一段早期历史.     

对“短信热”的冷思考

手机短信是指"以文字这种符号系统为主要信息负载者,以无线电波作为传播渠道,以支持中英文显示的数字手机作为信息接收终端的一种现代传播方式".人们形象的把短信文化称为"拇指文化"(人们通过拇指在手机键盘上进行短信的收发操作),短信文化是一种信息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它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我们在欢呼短信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应该对短信文化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保持警惕.     

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

伯乐据说"善治马""善驭马",而更多迹象表明,伯乐是早期相马技术经验的总结者.伯乐有晋人秦人或赵人秦人异说.有学者认为,"春秋之末似有两伯乐",一为"赵人","另一伯乐为秦人也".而《吕氏春秋·观表》说到"古之善相马者","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是值得重视的信息.《淮南子·道应》有伯乐推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的故事,其中说到"相马"的技术与理念.伯乐举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良马","三月而反报""得马""沙丘","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或说"马至,果天下之马也"的故事,使人联想到汉武帝时代向西北方向寻求优良马种以充实天子之厩并提升汉王朝骑兵军团战马素质的努力.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事,或许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天马"追求的历史先声.     

新文化时代的创新型城市建设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就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由此我们而步入一个"新文化时代". 这个"新文化时代"是一个不同于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这是一个告别"运动文化"而进入常态文化运动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或曰"群众选择")而非"运动群众"的时代.有学者认为这个"新文化时代"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文化科技"互动共建的时代.经济是基础,而文化是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所谓"文化经济"的时代,应该是"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大大胜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的时代.同理,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文化则积淀为某种生产关系和规制形态,所以,所谓"文化科技"的时代,我理解它就是"生产力将突破规制形态、重构生产关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