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致使垃圾处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地区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为了突破经费短缺的困局,一些地区开始向农户征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到底农户是否愿意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支付愿意.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年家庭纯收入、农户经营活动类型、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环保的关注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分析

基于CVM调查方法,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外部性支付意愿的差异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年农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而其年龄和承包耕地面积与其支付意愿值呈显著负相关。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城镇居民选择捐钱、捐物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选择参加义务劳动的比例高于城镇居民。     

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352份农户数据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结果表明:性别、灌溉水田面积、家庭总收入、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村中是否有人在县乡机关担任干部、农户对参与灌溉的了解程度、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满意程度、县乡政府是否支持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而农户的文化程度、村离县城的距离对其参与灌溉管理意愿无显著影响。     

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鄱阳湖湿地202户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202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6.53%,农户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487.40元;被调查农户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改善及拥有耕地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有支付意愿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居住位置、耕地面积以及承包水域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根据山西省农村跟踪观察户资料，通过对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户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户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消费者支付意愿可以获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状况,对提高食品安全的供给效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食品安全供给水平相比,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价格特征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主观认知与评价等因素,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支付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政府监管、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农户参与村民会议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村民会议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地理差异是影响农户参与村民会议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农户参与村民会议的意愿与农户的职业类型、身体状况以及地理差异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调查

以广东省云浮市524户农户作为调查对象,从农户需求角度入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云浮市农户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以下5个因素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年限、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农户从事种养殖业与否、农户对农业保险及其重要性的了解程度。据此提出应对农业保险加大宣传、适当增加可投保农业保险险种、农业保险服务质量需提高、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等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S省M县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顺利解决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提供了政策参考的蓝本,也促使农业产业化成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落脚点。该研究从农业产业化前、中、后期三阶段出发,综合考虑农民个人禀赋、政府政策、是否参加合作社及产后重点项目等维度,构建了农业产业化改善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框架,利用调研数据和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能显著改善农民收入问题。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参与合作社产后重点项目这一农业产业化深化行为,更会促使农民增收。相对而言,文化程度较高、有技能、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农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较高。     

对耕地利用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的统计分析

耕地承包农户的户主年龄、家庭非农收入、土地转让行为选择、农户择业意愿、耕地条件与环境等因素与耕地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此，政府首先必须加强对农民的重农教育，增强农民珍爱耕地的自觉性；其次，应创新耕地管理制度，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其三，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提升耕地资产价值效能；其四，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其五，扩大对农村投入，改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态农业法律问题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过渡到现代化农业,农产品产量逐年增高,品种日益丰富,经济作物、反季作物大规模种植,乡镇企业也逐渐摆脱了落后的小作坊式的形态,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自动化、现代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了,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与完善生态农业法律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ross-nationally: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tinue to grow in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a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recognized a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Research examining this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shown 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yet is currently underspecified.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research uses a multi-level, cross-national study to examine individual-level and country-level influences on three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environmental threat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efficac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education, age, and gender affec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mportantly, contextual factors differ in their effects depending on the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measured. Results from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for education confirm these complexities across these measures, supporting a dimensionality argume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shown in this research is emphasized for future cross-national scholarship.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