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小说的叙事美学

曹文轩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相承,其创作虽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少年题材与儿童视角是作家实现其审美理想的主动选择,并在总体上构成其作品的叙事美学特征。     

论科举视野下的明代江西小说

明代江西科举之风兴盛，受其影响，不同功名的江西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倾向上出现明显差异。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为取得功名的科举得意士人，其官宦经历作品多为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作者则因科举失意，转而编写宗教宣验小说、类书体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等。科举还进一步对小说文本的生成及传播产生影响，《剪灯馀话》的评点及禁毁事件、《国色天香》的叙事与体例都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角度

沈从文的小说中对现代小说的各种基本叙事角度都有所运用,即使是同一种叙事角度,其格局和写法也有所不同。沈从文小说在叙事角度上的广泛探索和卓越成就,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主要类型、叙事特征与美学反思

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是集中展示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社会生活巨大变革、人民群众昂扬面貌的精品力作。回溯与分析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美术作品，时代题材、民生题材、军旅题材是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主要类型。这些作品思想内涵丰富且极具审美价值，日益呈现出扎根生活的人民情怀、诉诸现实的时代品格、凝塑造型的艺术特征。文章从叙事形式、叙事话语、叙事旨归等维度，聚力反思“选择崇高”与“贴近通俗”、“图像写实”与“意象表征”、“走向个性”与“归于共性”等多重关系，为进一步明确相关美术创作的叙事导向、优化创作实践、拓展审美层次、实现政治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内在融通，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参照。     

从《豆棚闲话》看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新变与困境

《豆棚闲话》以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在整个拟话本小说中独树一帜。其创作模式在文化皈依、题材处理、体裁选择和叙事操作等方面的新变和突破,代表了拟话本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和走向。尽管拟话本小说创作终因遭遇的种种困境走向渐及澌灭的绝地,但《豆棚闲话》在文学苍穹中划出一道靓丽的风景,可以从中管窥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创作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面前所作的新变。     

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

志怪与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文类 ,同时也是中国小说重要的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反传统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并未消失 ,而是得到了相应地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鲁迅的历史与神话题材小说、沈从文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 ,都存在着传奇与志怪的叙事特征 ,这一现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有意味的文学景观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沈从文的乡村题材小说及其创作意蕴

沈从文营造的艺术世界,首先是由他所创作的题材各异、风格独具的几百篇小说构成的。 从创作的试笔阶段开始,沈从文的小说就力图从乡村和都市两个方面描绘出他所经验过的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景象。1928年以后,他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但所反映和描摹的仍然是乡村和都市两种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阎连科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声明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观。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是在近代反侵略战争背景和近代小说革命的浪潮中发端的,并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0年代末"反战"小说曾昙花一现;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第一个创作热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各涌现了众多风貌各异的抗战小说,解放区战争小说则题材新颖、风格独特;50年代掀起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热潮;80年代中期之后战争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单一影响而走向了多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

本文以先锋品质为切入点,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进行了一番巡视,从中洞悉此阶段女性文学在艺术探索和主题表现方面的反叛色彩和创新特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荒诞实验与黑暗王国的舞蹈、伊甸园的追寻、生命体验的书写。     

底层：道义的关怀——浅论韩少功残障人物的书写根源

韩少功在他的小说中创作出了一系列丰富而又独特的残障人物，通过具体考察他的生活遭际、学养渊源，从现实性、历史性以及世界性等三个因素来分析他对于残障人物的创作理念，即以启蒙的道义来关注底层的写作心态。这种理念和心态，源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从而受益于繁杂的阅历；源于他本人的学识历史渊源，从而受益于传统和记忆的深度；源于他本人的放眼世界的视野，从而受益于西学的熏陶。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中国传统画

沈从文与中国传统画关系密切 ,传统画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沈从文受写意人物画的影响 ,写人重神似不求形似 ,虚实相生 ,留下大量空白 ;写物设色平淡 ,用笔简率 ,形成情景交融、物人契合的特点。人与物的高度融合 ,形成其小说缥缈空灵的特殊意境。     

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深化——关于谭谈长篇小说创作历程的考察

对谭谈长篇小说的再考察，在研究新中国一代作家的成长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谭谈长篇小说创作过程是一个生命意识不断觉醒与深化的过程。谭谈的长篇小说创作是20世纪50-70年代成长的一代作家在改革开放后集体转型的缩影。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