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七国纵向权力结构比较研究

虽然单一制是东南亚七国纵向结构的主流,但是地方自治广泛存在于文莱以外的联邦制和单一制(地方分权型)国家中。地方不但拥有传统性专属事务的管辖权(联邦制)或固有权力(单一制),而且国家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只是互有彼此的程度问题。以此为借鉴,单一制的中国在法治化轨道上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应以推进地方民主化为基础,尊重地方的固有权力,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也应赋予地方以共治权,在国家层面允许其参与决定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决策。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在“新县制”中的背离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实行直接民权、以及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方法等,地方自治不仅为一政治组织也为一经济组织。1939年国民党推行新县制,号称继承总理遗教,改革基层组织,设立民意机构,逐步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并调整新的党政关系。但是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和新县制实施的指导思想、自治向度和强调重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和背离,这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还不够成熟以及国民党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有关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五个重要问题,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涵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性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自治法规制定主体的系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点选择。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体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一种治国活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原创立法与地方立法、一般立法与特殊立法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只能在本辖区内有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以自治法规的制定权,实行经济立法和文化立法并重,既是民族自治地方完善立法体制的需要,也是民族自治地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以地方自治为名,力图通过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农村建立严密的权力网络,稳固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干预能力大为增强,国家与农村关系空前密切.南京政府的乡村治理以失败告终,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关系重组的问题上,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时必须伴之以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强对乡村权力运行的监控,培育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家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一项政治成就。但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民主政治环境差、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国民教育普及率极低的落后国家,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会太高的。代议选举水平、地方行政管理水平、国民参政意识水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四方面构成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评价体系。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晚清地方自治与中国宪政的萌动

现代的民主宪政是由地方和中央的分权与制衡发展而来的。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方面,是宪政中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晚清在内忧外患之时实行地方自治有力地开启了中国现代宪政的先河,对中国民主宪政的萌发具有深远的意义。     

财产税:发达国家城市财政主要来源

财产税自其产生以来就是城市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主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可获得的收入来源中,财产课税是最佳的选择。尤其在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区域地方政府实力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财产税在协调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顺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方财政来源,地方税制为出发点,在介绍发达国家和地区财产税制的基础上,结合财产税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财产税对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原因和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其对中国城市地方财政逐步完善的启示。     

晚清国外地方自治思想输入考论

地方自治思想最初由西方传教士输入中国,主要在其所创办的刊物和介绍西方的中文著作中对地方议会制度和地方普选官吏情形进行介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开始在自己编著的外国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中对西方地方自治进行介绍与传播,内容主要涉及地方议会的形成、构成和组织活动的原则,以及地方官吏民主选举和乡官设置。19世纪60至90年代,游历、出使或随使西方的知识分子置身于实地,耳闻目睹了西方地方自治制度的情形后,明确而具体地将西方自治的信息告知国人。晚清外国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过程,不仅暗示着中国由强至弱的深刻原因以及富强目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而且也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一种制度蓝本和途径。     

地方税权问题的法理思考

地方税权的来源在学术上是存在争论的.我国目前的地方税权虽然在法律上缺失,但实践中却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分权倾向.文章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地方税权存在的法理问题,尤其是地方税权与地方自治、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而提出即使在实行这种单一制的中国,仍然有地方税权存在的合理空间.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藩属制度下的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

藩属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是藩属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在历代藩属国及边疆藩属政权,其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的具体情形,揭示藩属自治的意义及后 果。     

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成熟度的模型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不断深入,评价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状况就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供给需求理论为基础,以矩阵为工具,以成熟度为切入点,在明确制度成熟度、地方政府成熟度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成熟度的矩阵模型。     

试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创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体制存在着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地方,迫切需要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进行创新。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