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行歌曲几个问题之管见

“通俗歌曲”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称谓,为“流行歌曲”所代替是大势所趋;流行歌曲在人们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代表着一种新的声乐文化,无法和众多的声乐形式共用所谓“科学唱法”。流行歌曲并不拒绝歌唱技巧,中国流行歌手的现状说明他们更需要唱功。     

谈"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的异同

本文论述了“通俗唱法”的外在因素以及她的演唱风格、演唱技巧,同时对“通俗歌曲”的内涵及外延作了说明,着力阐述了“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在“通俗”二字上的异同。     

论加强新时期爱情歌曲创作的价值引导

大众文化与流行爱情歌曲的兴起,曾被视作思想自由与解放的标志。然而貌似繁荣的文化生产中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危机”。爱情歌曲创作愈来愈偏离“艺术本身”,爱情歌曲的创作要不要承载“审美”？是选择“娱乐”、追求简单的快乐？还是选择“回归”？精英文化在流行歌曲创作中应发挥何种作用？这是保证流行爱情歌曲创作乃至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通俗音乐与大学生

无论在国内国外,通俗音乐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下里巴人”、“郑卫之音”便是典型的代表。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等大城市也曾出现以黎锦晖的作品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其后则有聂耳、星海、贺绿汀等人的具有进步思想并流传甚广的优秀通俗歌曲。现代的通俗音乐以美国的“爵士乐”为代表,这种西非节奏、欧洲和声、美国福音唱法的综合产物以后又逐渐派生和衍化为其它诸如“乡村音乐”、“摇滚乐”等形式。从其产生及衍化过程就可看出,它是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它要流行就不足怪了。     

宋祖英:只想一路走一路唱

在通俗歌曲“横行霸道”于中国内地的今天,苦孩子出身的民歌唱将湘妹子宋祖英为亿万观众展现另外一片晴天,势不可挡。 对于音乐电视,宋祖英的感受非常之好:“MTV如果带制作精美,很好配合歌曲作品内容,对观众会是陶醉般的享受,其效果肯定好于单纯舞台表演。只要具备实力的歌曲,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做成MTV。”     

"思想政治"一语献疑

“思想”与“政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思想政治”一语词意含混不清 ,难以准确、清晰地表达人们的心理活动或客观事物 ,不具备一个理论概念、理论术语所应具有的科学性和逻辑性 ,因此不宜继续使用 ,应予放弃。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空白"与"韵味"--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西方文论中的“空白”理论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韵味”说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文学的意义问题上却包含许多方面的共识;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话语对象、特别是话语立场的不同。这种不同,归根结底是为各自的文化所规定的。     

从“百货中百客”看三种唱法之关系

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曾说:“有句俗话‘百货中百客’,只要是对人民有益,是不是也可以让人民自己去选择”。李凌同志引用“百货中百客”的意思是说音乐这种精神产品,类似于商店里的百货,应由“百客”(人民)自己去相中,去挑选。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音乐,只要它们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可以让人民去选择。 “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都有大量的作品被不同文化层次的民众所欣赏、所钟爱。用美声唱法演唱的作品如歌曲:《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等;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作品如歌曲:     

论"对对象"如何"当作实践去理解"

"对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方式。纳入"历史的进程"去理解是这种理解方式的基本意义;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去理解是这一含义的延伸与丰富;从意向性角度去理解是这一含义的补充与发展。准确把握这一理解方式,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应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