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工生殖立法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人口发展与平衡之和谐战略目标

人工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对该技术如果任凭人们自由使用,将使我国人口发展与平衡的和谐受到严重冲击,必须对人工生殖技术的运用加以规范,即进行人工生殖立法.从生育权的属性及其特征出发,要保持我国人口的发展与平衡,人工生殖立法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夫妻的共有生育权应受法律的尊重和保障;生育必须符合人类繁衍、生殖的自然规律;采用人工生殖方式须夫妻双方合意;人工生殖方式是夫妻施行其生育权的辅助手段;合理限制原则;人工生殖方式的严格行政管理.     

生殖焦虑与实践理性：试管婴儿技术的人类学观察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大量不孕夫妇生育儿女的福音,但其并非百分百的成功率,或者说与这一技术相伴随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对现代技术与生命及伦理的相关性及关联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人类学角度讨论辅助生殖技术既缓解又生产焦虑的双刃剑作用,这也是近距离观察分析医学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生活交互关联、影响的一个视角。同时本文也试图通过讨论生殖焦虑之下如何做出临床决策,而展现中国日益兴盛的辅助生殖技术的独特文化语境。     

死后人工生殖的生命法学思考

随着生物科学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死后人工生殖问题。死后人工生殖对社会伦理及法律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坚持保障子女权利原则、自我决定原则、生育责任大于生育自由原则及人工生殖技术医疗性质的原则,对死后人工生殖问题做出判断; 应该制定全面的人工生殖法律,明确禁止死后人工生殖。     

体外早期胚胎所有权的归属及其限制

体外早期胚胎具有发育成人的全部基因,是特殊的物,在物格制度里拥有最高的物格。人工生殖产生的体外胚胎,由接受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享有胚胎的所有权,医学研究目的产生的,则由该医学研究机构享有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行使应当受＂人类尊严＂的限制,不得任意买卖体外早期胚胎。     

论人工生殖纠纷的类型?特征及处理原则

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由其引发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对人工生殖问题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何解决人工生殖纠纷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困扰。文章从人工生殖纠纷概念出发,通过论述人工生殖纠纷的种类和特征,探讨人工生殖纠纷处理原则,以期为人工生殖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人工生殖技术立法的基本构想

人工生殖技术的立法规范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二为管制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人工)生殖目的”为主要标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为补充来确定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人工生殖技术作为一种补偿性的生育手段,应当以“公平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结合规范其适用。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应对机制

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对自身生殖的干预,既可以解决一些不育的问题,也可以达到优生的目的,但是由此引发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激烈争论并未停歇.要应对新生殖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必须采用伦理与法律两种机制,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加以合理的规制与调控,从而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最大限度地为人类谋福利.     

生命的缔造、期许与失落: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

在人工生殖服务与侵权责任法的联结处,发生着三类案件: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一方面,三类案件形成的关注点有异: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当中,对受害人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获得性是争议和裁判重点;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的审判则与人体组织上之权利定性密切相关;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则是"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另一方面,三类案件共有一个特点,系争点不在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之构成上,而是落在了损害层面上。三类案件中当事人遭受侵害的权利难以具体定性这一点,不应影响到当事人藉由"人身权益"受侵害而获得侵权法救济。我国在人格权立法中,可以考虑重构"生育权",凸显其"生育自主权"内核,使这种自主权的辐射区域不仅涵盖是否生育"子女"的自主领域,而且延及是否生育"亲生"、"健康"子女的自主领域。     

《基因完整法》：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新进展

瑞典一改过去的单行立法、分散立法模式,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临床转化以及辅助生殖医疗实践统一于一部《基因完整法》。《基因完整法》内容丰富具体,规制范围广泛,涉及医学辅助生殖、遗传资源调查、基因诊断和治疗、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人类卵子的使用等内容,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具有指导借鉴意义。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具特色的是有关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条款,明确赋予人工生殖子女以基因来源知情权,受到举世关注和各国仿效。     

论医疗损害责任的竞合

当医患之间存在医疗契约时,对于医疗损害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侵权责任说认为,医疗失败不能评价为契约违反,侵权责任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范围及免责条款等问题上有利于受害人。违约责任说认为,医师对患者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医师违反此义务,就是违约,契约上的纠纷应以契约上的方法处理。本文认为,其实二者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免责条款、时效、责任范围等方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受害人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合同诈骗罪数额要论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型犯罪 ,其诈骗数额研究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 ,应以受骗人因行骗人的行骗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 ,作为合同诈骗犯罪定罪数额的理论依据 ;在合同诈骗罪定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上 ,应采用诈骗行为发生时的当时、当地该物品的市场价格 ,同时参照被骗者的实际损失计算 ;对连环合同诈骗行为定罪数额的计算 ,应以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 ,作为认定的理论依据     

服务合同研究

基于服务合同与物型合同的重大差别,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采纳广义服务合同概念并借鉴《欧洲法通则：服务合同》立法模式对服务合同做出类型化规范。在服务合同中应着重规定服务合同的概念、服务提供者的先合同警告义务及合同中警告义务、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服务提供者和客户问的相互协作义务、客户的随时解除权与损害赔偿权。     

服务合同研究

基于服务合同与物型合同的重大差别,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采纳广义服务合同概念并借鉴<欧洲法通则:服务合同>立法模式对服务合同做出类型化规范.在服务合同中应着重规定服务合同的概念、服务提供者的先合同警告义务及合同中警告义务、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服务提供者和客户间的相互协作义务、客户的随时解除权与损害赔偿权.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若干思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当指当前土地承包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长久不变。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严格政策法律界限、严格试点管理、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流转服务。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既不同于普通民商事仲裁,又不同于行政裁决,是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形势下,要努力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和服务功能。     

资本结构与契约

本文从契约的角度来论述资本结构 ,试图说明企业的契约结构通常表现为债务——权益结构 ;债务契约能有效地降低企业总的契约成本 ;企业最优的资本结构 (即最佳的负债比率 )就是 :使用负债融资所避免的重复监控成本与负债所带来的代理成本相等。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契约安排、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实证——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

农户签约或违约与否,关键在于契约安排能否满足其偏好。来自安徽省砀山县果农及混合Logit模型的证据表明,农户对签约表现出强偏好,并且相比于龙头企业,农户更偏向于与合作社签约;向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市场信息、农资集体采购等服务难以提高农户效用。尽管如此,农户对签订契约及上述契约安排的偏好呈异质性,并且基础设施条件、果农风险偏好及家庭劳动力禀赋的差异是农户偏好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保底价+随行就市、预付部分果品收购款的契约安排不能实现农户效用的明显改善,合同固定价格条款则会显著降低农户效用。针对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签约农户比重依然偏低以及已签约农户违约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困境,可重点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第一,呼吁农民合作组织的介入,实现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第二,科学合理地设计契约（合同）条款,提高农户签约的积极性。     

合同履行障碍法的历时性观察

合同履行障碍论为理解合同法各个制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债法各部分之间的边缘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为目标，现代合同法律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有机性和程序性特征。合同义务从缔约接触开始，经过给付阶段，迈向合同终止后的给付利益维持阶段。与这一过程相适应，合同履行障碍法在时间上的扩张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