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公报·战线》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

《战线》是《大公报》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副刊 ,发表过许多抗战文学作品 ,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朗诵诗人 ,促进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 ,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由于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有众多争议 ,对《战线》实事求是的评价还不够。本文通过对原初资料的细致剖析 ,力图明了历史真相 ,为全面考察抗战文学拓宽视野     

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多维度分析

吴鼎昌将舆论、信息、政治、经济四者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了良性的循环系统。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出发,吴鼎昌是“四不主义”的始作俑者和修改者,是“文人论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政治视角看,《大公报》是吴鼎昌攀登仕途阶梯的政治筹码,他看重的是报刊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经济视域下,吴鼎昌是新记《大公报》名义上的出资人,其借用银行的资源和资本,控制了《大公报》的资本来源与股权分配,并成为了报纸实际意义上的“把关人”。同时,他也将《大公报》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期望到绝望：舆论视野中的编遣运动——以《大公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期北伐之后,裁兵编遣问题被提上9-程。作为当时社会舆论代表,《大公报》积极参与裁兵问题的讨论。发表大量“社评”,分析裁兵编遣的必要性,提出裁兵编遣的方法原则,并表现了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国民党裁兵编遣运动从期望到绝望的态度变化。     

国共两党对战后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1944—1946年）——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的分析

抗战后期以来,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惩奸活动进行舆论引导,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概言之,《新华日报》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性,《中央日报》代表的国民党强调法治性。两党作此选择,取决于各自的政党属性和现实条件。内容上,共产党强调的人民性在实践层面并不排斥法治因素,而国民党强调的法治性在实践层面亦有含纳人民因素,双方均提及肃清汉奸思想等共同点,但不能否定两党在舆论引导上的根本性差异。社会效果上,共产党注重对各民主势力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吸收,与公众互动频繁,效果历历可见;而国民党较为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着意宣导与战后惩奸有关的司法改革等主张,反而让不满当局惩奸表现的思想倾向得以显现出来,效果明显不佳。造成这种社会评价低的根源,在于国民党舆论引导中的法治性追求与其惩奸实效的背离。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英敛之时代《大公报》研究的创新之作——读侯杰著《（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近年来,报刊研究成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追踪的领域之一,报刊史学亦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大公报》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此前学术界对于英敛之时代(1902-1916年)的《大公报》研究却显得很不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一直把此一时代的《大公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自2000年以来在海内外发表了诸多学术成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他倾注几年心血研究的最新成果——《〈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从时间跨度与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是研究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填补了学术界…     

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本文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创办人英敛之及其后继者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的历史考察 ,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认为《大公报》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体现。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纸 ,《大公报》不仅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 ,而且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经济视域下试析银行家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

当下学界对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定位主要依从出资人与报人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吴鼎昌可以算作报人;但究其终身,他是政治家;在任职《大公报》期间,他的主要身份是银行家。因此,对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报人、政治家、银行家这三个维度解读二者关系。在经济视域下,吴鼎昌是新记《大公报》名义上的出资人,其借用银行的资源和资本,控制了《大公报》的资本来源与股权分配,并成为了报纸实际意义上的"把关人"。同时,他也将《大公报》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吴鼎昌将舆论、信息、政治、经济四者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了良性的循环系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孤岛中一面鲜艳的旗帜——《每日译报》

一、前身《译报》初露锋芒《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是党在上海孤岛时期坚持抗战宣传的成功尝试。“八·一三”抗战失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日寇接收了原国民党设在租界的新闻检查所后，亦宣布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绝大多数的抗日报刊，如《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保持国格、人格和报格，有的毅然停刊，以示抗议；有的迁往内地或香港。只有《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纸，可耻地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日本侵略者在加大摧残中国抗日报刊的同时，也加强了自…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漂浮的木板（下）——重读百年言论史

十三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间最长。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于1902年的天津法界,但它在言论自由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始于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     

《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星期文艺》注重评论,它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也得以刊载了一批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紧密融合的优秀创作,形成了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客观主义的幻灭和《大公报》的历史话语

"小骂大帮忙"曾经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的评价。本文从办报理念和实际操作的历史表现两个层面来对《大公报》这一历史评价重新进行审视与分析,认为《大公报》的历史作为并非是"小骂大帮忙"寥寥数字可以概括的,并提出历史遗产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

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九一八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对全国抗战文化起了催生和助推作用,对省政和南京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1931年9月23日,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日报》、《工人报》、《全民日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导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日,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武装侵辽示威大会,声讨日本侵华…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