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专题讨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时间维度与区域差异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动的特点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使用多种方法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各地区服务业TFP均存在滞后性特征;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非农人口所占比重等变量增加时,会促进服务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迅速减少,对提升中国服务业TF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大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不断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非农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快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生产效率、产业集聚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

文章利用199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模型估算中国各省和三大区域历年的TFP水平及其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西部在TFP方面要想和东部地区缩小差距在短期相当困难,西部能够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优路径就是使自身经济更开放,突破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建立中期以制造业为核心并重心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长期经济发展体制,动态提高区域TFP水平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TFP和经济差距。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基于VAR模型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评价

文章基于西部地区1993年至2014年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利用VAR模型对该区域两者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是二者的互动融合程度不明显。生产性服务业虽然有时对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短期内在西部地区难以形成高效的服务能力和规模效应。同时,需求的不足制约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     

现代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及成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全国31个省市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关键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梯度差异,且各省间差异亦较为明显;在全国层面,人力资本、产业融合、产业集聚度、市场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皆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该行业内国有产权所占比重对其发展有负面影响,且地区间文化差异性对技术效率产生作用。     

资源错配的多层次识别、分解与比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分析视角

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矫正要素资源失衡错配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文章在Aoki(1)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反映区域间、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多层次特征的资源错配分析框架,运用SFA方法估计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多层次识别、分解和比较中国的资源配置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过去的要素循环中,行业内层面要素流动障碍对TFP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以及区域间层面并不明显;工业比其他行业内部资源错配造成的TFP缺口更大。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存在严重的资本投入过剩,而农林牧渔业以及部分服务业则存在人力资本配置过高的问题。在区域层面,存在西部地区要素投入过剩而东部地区要素投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区域间的技术差距已成为引起TFP损失的第二大因素。测算结果有助于确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轻重次序,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畅通要素循环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四阶段DEA和bootstrap-DEA模型对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传统DEA方法测算的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值被明显低估.(2)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地区产业结构对我国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环保投资增加和能耗降低没有对效率提升产生应有的作用.(3)我国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差异明显,中部和东部的综合效率明显好于西部,而西部的规模效率较好.(4)资本变动对西部的影响较显著,人力因素对中部的影响大,科技因素对东部的影响大.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根据1985-2007年数据,运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收敛状况和影响服务业收敛的因素.结果表明:1985-2007年间不同地区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低于西部地区,且出现恶化现象;全国各个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差距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而且会向自身的稳态收敛;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和市场化进程促进了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收敛,然而政府影响力却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逆向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作用区域经济的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利用山东省1997年-2012年统计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区域经济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通过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经济绩效的;同时技术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提升区域经济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制度效率——基于服务业税收管理的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税收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税收治理正在跳出传统的税收征收制度安排和管理框架,迈向数字化治理。基于2004—2019年的地区数据来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提高税收遵从度和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来实现;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技术对东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0%,而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总体较弱,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税收征管效率的正向影响呈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延伸的趋势。因此,要继续强化税务管理领域的数字技术发展深度,缩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创新税务征管理念,建立税务管理的数字化思维;从制度上为数字与税收征管的融合发展扫清障碍。     

金融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均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三,无论从金融规模还是金融效率来看,金融发展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差距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不同;从金融结构差异来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从投融资方式的区域差异来看,西部地区的融资结构失衡是西部长期发展滞后的关键;金融制度安排的“东部偏向”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     

要素禀赋结构、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区域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的实证研究

要素禀赋与技术选择具有"相依性",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及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在要素替代弹性的框架下构建异质性区域随机前沿模型,通过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选择结构的适配性来剖析TFP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水平相匹配,有效要素组合使生产处于经济区域,但技术选择惰性使得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呈负增长;中部地区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结构的匹配失当;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低效匹配,丰裕的劳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与开发;东北三省要素禀赋与技术选择低效匹配源于有效资本与劳动的双重短缺。     

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78—2003)

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生产效率演进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978—2003年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2)各地区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地区间差异基本保持不变。(3)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初始人力资本对生产效率有正面影响。(4)国有企业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和出口比重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低。相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生产不确定性较高,西部较低。(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下降。对生产效率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城镇化进程与区域能源强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涵义和诠释反映了其具有多层面性的特征。论文运用1996-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28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的三个层面对区域能源强度的影响和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对我国能源强度具有不同影响,对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技术进步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则对我国整体及四大区域能源强度降低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分析方法的新改进——加入地区权重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及中国的实证

以往学者在分析区域或国家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时,通常将用索洛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得到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进行简单加总取均值,忽略了各个地区占整个区域或国家的比重。基于收入函数相关理论,在分析区域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时,应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进行加权处理;从决策单元、子集和总集的层面对索洛增长核算模型进行改进,得到进行加权处理(权重即地区总产出占整个区域或国家总产出的比重)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根据改进后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对我国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及其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测算结果较改进前GDP增长率有了一定的提高;而对于西部地区,改进前显著低估了劳动贡献率和TFP贡献率,但却较大程度地高估了资本的贡献率。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对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区域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受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自身状况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而"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中性效应。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尤其应提升"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促进外资的技术溢出。     

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乌鲁木齐都市圈作为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对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0年乌鲁木齐都市圈8市5县为样本,研究发现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各区域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疆范围内尚未形成集聚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均值呈现轻微上升态势,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缓慢,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最低。基于此,应加强区域联系,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紧扣“短板”发展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大力提升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谨防核心城市“塌陷”;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长板”优势,提升其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优先发展与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五家渠市、乌鲁木齐市为重点推进兵地深度融合,提升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区域两业协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