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表现与再现:苏轼与柳宗元游记的比较

苏轼与柳宗元同为唐宋时代的散文大师,他们皆创作了较多的山水游记。仅就游记而言,苏轼的《石钟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诸作,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同是传颂不衰的佳作。但是,如果我们把游记文作为一种文体,进行一番历时性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游记是承接柳宗元《永州八记》再现自然山水的真实面貌的路子发展下来的。苏轼的游记尽管也有一些广为流传的佳篇,但作为一种文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论赋体的源流

<正> 一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象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象右楠花,也不象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赋”而言;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赋与"文"的自觉--基于世俗美学基础上的考察

赋体的兴盛是与汉代注重官能享乐的世俗美学追求相关的 ,其时世俗的娱乐需求是赋这种文学形式流行于时的重要动力 ,赋体在形式上的世俗化追求不仅适应着当时“赏心娱目”的要求 ,更标示着一种审美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诞生 ,是“文学的自觉”的先声 ;对赋体形式之美的尊崇加剧了六朝文学的世俗化 ,是其走向形式主义的渊源 ,也是六朝时期文学形态嬗替的关键。     

试论反切以前的注音

(一)反切产生以前,汉字的注音方法有譬况、读若、直音。这三种注音方法产生的次第如何?一般都认为是由譬况到读若再到直音。①李新魁先生在其《古音概说》中说:“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譬况’”。他给譬况下的定义是:“譬况是用描述性的话来说明某字的发音状况的”。这个定义代表了今天各种古汉语著作所给譬况的定义。这种说法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至今所能见到的譬况注音的例子,都是汉代的例子,而汉字的注音。恐怕不止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正> 汉代最宏伟的诗篇是京都长赋。在萧统和其门客所编的《文选》中,赋被排为第一种文体,而赋的第一类即为“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又被列为首篇。萧统如此看重京都赋,大概是吸收了著名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认为,赋中类似以京都、宫殿、苑囿、畋猎为主题的篇章,其功用是“体国经野”。这一叙述,本来自《周礼》首章《天官冢宰》,它反映了赋的思想,即不管什么题目,赋最关心的是国家,广而言之,就是王朝和帝国。因此有关京都的赋比有关游历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繇役

汉代统治政權虽然拥有大量的“官奴婢”和“公田”,但剥削的主要对象则是小农农村的农民,而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便是田租口赋和?役。本文即企图整理出汉代统治政權对农民的这几种主要剥削的情况。但是汉代的剥削制度,不管在田租口赋和?役方面,也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汉代田租徵收的数量、标准,是实物还是货币或布帛的问题。算赋口钱的用途,?赋、军赋是否是算赋口钱以外的赋收问题,户赋在汉代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役方面的更卒、践更、过更、更赋的问题,正卒是骑士材官楼船,或是卫士,或是包括在郡国的骑士材官楼般和在京师的卫士边境的戍卒的问题,以及徵收算赋口钱的年龄,更卒正卒服役的年龄和期限等问     

苏轼论画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在诗、词、散文、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苏轼还是一位大书画家,是唐代颜真卿以后的巨擘;他的书法被称为“苏体”,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善画古木丛竹、顽石乱绦,也画过动物如螃蟹,人物如佛像等等。苏轼画竹,风格最与文与可相似,所以属于“文湖州竹派”。而苏轼对于当时北宋艺坛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同李公麟、王晋卿、米元章等人一起,发展与壮大了文人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