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及其政治意蕴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基本属于"实用主义回应"。从治理转型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的政治价值在于其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训",但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能否良性、渐进、彻底地持续进行下去,取决于宏观制度供给的改变。视宏观制度供给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既有可能滑向机会主义和鸵鸟主义,在制度性漠视和个案选择性回应之间徘徊,也有可能从维稳驱动型回应转为权利驱动型回应,从实用主义的个案回应转到系统的制度性回应。     

基层维稳工作中增强政府回应的有效途径探析

政府回应是行政学领域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基层维稳工作中对增强政府回应能力方面做过许多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回应的积极性差、政府回应方式过于传统与单一、政府回应机制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的政府回应加以强化,即确立公民本位的服务意识;不断丰富并创新基层政府回应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政府回应的法律、协商、监督以及评估与反馈机制。     

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分析

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府需要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获取这种能力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其路径为主动渐进和被动强制。主动渐进路径表现为系统的互动性、过程的渐进性和结果的积极性,网约车监管充盈着这一路径特点,充满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参与、协商和互动。被动强制路径则表现为过程的间断—均衡、形式的诉求—回应和结果的冲击—改变。本文从抗争行动突发性、政府回应临机性、决策改变消极性、项目承接共谋性和环保体系变革性五个方面管窥全貌。不同路径产生不同效能,各级地方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制度化治理节约信息成本和提高协商能力,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维稳思维创新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面对改革深水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创新社会雏稳思维，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切实回答并解决好“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实现中国梦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维稳思维创新具有内在关联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社会维稳思维创新的价值基础、基本要求及其路径选择。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社会维稳思维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好新时期社会维稳工作的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政府回应能力研究

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政府必须不断提升回应能力的价值选择。在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如何从系统性视角审视政府回应定位、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值得关注。文章基于政治系统论,将政府回应全过程视为一个“输入—输出”系统,并结合数字政府建设背景,探索提出了以诉求信息的整合能力为基础、以公共价值的研判能力为支撑,以循证选择的决策能力为核心、以全程响应的督办能力为保障的政府回应能力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成都市为例,应用该“输入—输出”系统对政府回应现状与问题开展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当前政府回应存在信息整合能力仍有不足、研判专业能力仍待提升、决策转化过程存在封闭性、全程响应能力仍需强化四方面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而在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使政府陷入“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困局。维稳过程中的压力型体制,迫使地方政府运用最得手也是最能立竿见影的硬实力方式维稳。维稳的硬实力运作机制,最初是有成效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府维稳硬实力的“软”呈现出来,政府常规硬实力维稳出现了失灵。政府运用软实力来维稳,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运用软实力维稳,投入少而收益多,软实力运用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其“硬”的一方面来。因此,为了破解维稳困局,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创造性地运用软实力。     

政府危机管理的委托-代理理论浅析

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组织机制中，隐含着民众与政府及各级政府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为解决地方政府博弈问题，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控，提供了解决途径和对策。委托-代理理论试图制定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刺激计划。因此，委托人所要重视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该理论模型分析的目标是设计一个符合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偏好的激励合同，以实现“委托人支付”的最大化，进而达到成功的危机管理之目的。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为例

在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的双层路径推动制度变迁。财政收入刺激地方政府推行利益扩散式改革,这是针对新进入者的增量改革;财政支出的压力则推动地方政府推行利益剥离式改革,这是针对原住民的存量改革。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在改革对象、实现方式、制度形态、功能变化和制度效益方面完全不同,却在同一历史时期共存于同一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是一种不同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渐进改革路径的新解释。     

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征地困境探析——以H省X市Z湖新城征地过程为例

基于多元利益博弈模型和多元利益调和模型,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在Z湖新城项目征地拆迁中,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形成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农民的利益抗争成为博弈胶着点,呈现为多重现实不满。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多元博弈路径与策略选择并未实现利益调和目的,反而使冲突加剧,多元利益博弈进入"调和-冲突"循环,陷入"智猪困境"。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适当让渡为前提,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帕累托改进"对策,是打破僵局、突破困境,实现"纳什均衡"的关键。     

邻避问题的发生、症结及其破解——H省S镇变电站建设案例分析

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通过聚焦H省S镇变电站建设从遭遇阻力到顺利完成的变迁历程,构建“风险感知—价值失灵—民主协商—价值实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解析变电站邻避问题的产生原因、存在症结与破解路径。研究发现：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邻避问题发生与演化的根源;协商沟通低效与公共价值失灵是邻避问题存在的症结;地方决策模式的转变是邻避冲突缓解的拐点。风险沟通、民主协商、利益补偿是邻避问题得以破解、公共价值得以实现的三大工具,而民众的有效参与和官方的积极回应是促成三大工具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新媒体视阈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构与提升

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担负着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中政府公信力提升与降低的"镜子"作用。文章重新构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子,由介质传播引伸出新媒体内涵、特征以及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双重影响,从而提出变革政府理念、转变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治理思维、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和构建"倾听-回应"型的政民互动关系等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策略。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执政为民:地方实践的利益——价值选择

执政为民是执政的价值问题也是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中共核心理念需要在地方实践中加以体现。转型时期,人民群众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回应这些要求时,却面临着现实的利益困境。地方党委政府应当运用价值认同、利益协调、经济主导、公权力调控等手段,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整合,为执政为民价值的实现清除利益障碍。同时,党和政府应在科学激励、依法治理、政治参与、权力制约等方面推进制度建设,为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保障。     

包保责任制的信访演化博弈分析与政策启示

包保责任制在基层信访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效果的充分展现还须要地方政府推行合理的激励措施，通过策略性选择调节基层“包保团队”的行为偏好，以实现地方政府、上访者和基层“包保团队”三者趋向信访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路径。通过构建包保团队异质性偏好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上访者、“包保团队”三者参与的互动策略行为及其可能的复制动态和稳态均衡演进路径，并通过行动策略的仿真模拟研究包保团队偏好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既定的协议成本、上访者贴现成本约束下，地方政府以补贴流向为代表的政策导向直接决定基层“包保团队”行为偏好，从而导致不同的稳态均衡路径，由此得出若干完善信访治理体系的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研究——城市偏好视角

在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的快速发展要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农村因为缺少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导致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取决于其经济绩效,以及其政绩经由媒介传播而被上级政府或辖区居民感知的程度.大众媒介受自身利益结构制约而形成的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扭曲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引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基础设施供给决策上的城市偏好.通过改变大众媒介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弱化地方政府官员决策中的城市偏好,可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提高.     

村庄回应视角下项目进村的路径优化探析

项目进村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项目实施成效。基于村庄回应分析视角，从项目进村中村庄对项目诉求的感知、与各个主体的认同构建以及实施主体间的共同行动三个回应过程，深入分析Z省W村改善项目进村实际效果的系列行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提升村庄回应能力优化项目成效，需要以项目技术治理作为项目落实的基本遵循、调动村庄内部力量作为实现项目进村利益多赢的有效渠道、增进村庄内部的信任联结作为项目推进的有力保证、发挥乡村非正式规则对项目进村的优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