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媒介信息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于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共决策行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以扩大税基,还要通过媒介信息让上级政府或辖区居民感知到自己发展经济的绩效以及声望,从而有利于自己的连任或晋升。通过改变大众媒介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需求、政府偏好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出应然与实然间的张力,农民工在安全保障、工伤保险、子女教育、廉租住房等方面有着强烈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但地方政府在供给上存在特定偏好,包括偏好基础设施建设、劳资冲突中偏好于资方、偏好具有本地户口的市民利益等.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需要地方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角色,建立以需求为导向,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分工合作的机制.     

制度变迁与“三农”难题的生成

中国"三农"难题的生成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政府政策行为偏好密切相关.传统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导致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滞后,引发了政府农村制度供给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和流失;政府政策行为偏好表现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城乡社会运行中的城市偏向,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行为偏好决定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在现行财政体制和激励模式下,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不能有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的竞争力,使得地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的理论推导模型,在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滞后效应,土地财政仍是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改变都正向调节了土地财政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负向影响,但该作用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认为地方政府财事权相匹配及在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中加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考察因素有利于推进住房体系建设。     

财政分权、双重激励与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异质性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整体上偏离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并且这种扭曲型偏好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从而内生出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为此,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应该变革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农村基础设施的状况决定农村的发展程度。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日渐完善。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及农户、企业、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研究凭借我国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法规、权威网站和问卷调研等研究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发展趋势,旨在透视和映射出供给制度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化,但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PPP模式在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运用与完善

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PPP模式可以整合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加大投入,提高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然而,目前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在运用中还存在私人产权界定不清,以及政府职能错位、缺位等突出问题.西部地方政府要提高认识,切实转变职能,明晰PPP项目的产权,完善扶持政策,为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PPP模式营造良好的运作环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中国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制度困境与创新

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是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的过程.近年来,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着总量不足、产品品种不均衡、过量供给和供给不足状况同时并存的问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生产和供给的制度存在着决策和执行的困难,而造成制度决策和执行困难的原因又可以归纳为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理想与现实、精英的利他主义与大众的利己追求、志愿主义供给与制度的工具理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结构形成几个方面矛盾.要解决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问题,就需要将政府的供给过程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显示制度结合起来,调整政府决策和执行的灵活性,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农业基础设施适应性供给的现实约束与赋能探索

近年来，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和农村新业态等的出现，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多适应性供给要求。但实践中，由于存在利益相关者间的经济摩擦、空间优化机制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动力和能力不足等状况，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表现出空间布局调整和优化困难、与需求不匹配以及数字化转型升级缓慢等现实约束。为此，应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制度创新、价值治理和政策支持来赋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系统。一要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创新，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协调农户上的作用；二要纠偏基层干部考核标准，从官员短期政绩偏好转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实际需求，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三要促进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研发企业上下游的资源整合，形成数字产业链市场与农业发展间的精准对接，最终提高设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增强设施面对各种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政府的“经济人”及有限理性假设,构建了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效用函数,并利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时的演化博弈策略、演化趋势等核心问题.在中国式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努力实现公共服务供求方的信息对称,对于提高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降低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缩小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协同机制研究

在对农业基础设施产品属性、收益区域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农业基础设施各供给主体的责任、范围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式，以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中心协同供给体系。纯公共物品及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机构型供给，通过成立专委会实现科层制协同。俱乐部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式是政府与企业联合供给，政府与企业通过公私协同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村庄范围的公共池塘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通过战略性协同、沟通性协同以实现政府与农民联合供给或农民自治供给。受益范围为村小组或几户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农民自治供给为主，通过沟通性协同使农户能顺利实现合作供给。私人物品属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由企业供给或农户自己供给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供给制度创新 ——基于嵌套性制度框架的分析

由宪法秩序、治理结构和操作规则构成的嵌套性制度分析框架可以诠释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效率问题。通过对资源型、纯公共品型、收费型和半收费型四类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推演出农村基础设施有效供给制度的标准是以最小的交易成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政府与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供给制度能够长效地实现这个目标。当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需要进行创新设计,包括转变中央政府职能、组织农民自主和自愿合作以及以劳代资、科学定价。     

论高等教育的供给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的连年扩招,正逐步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本文通过对高等教育性质和国家与个体双重受益者的分析,提出了高等教育政府供给的必要性及高等教育市场供给的可能性。     

政府干涉下双渠道营销和回收闭环供应链协调

研究政府干涉对双渠道销售和回收闭环供应链的影响,并提出改进的二部定价契约协调政府干涉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涉对闭环供应链的正向渠道没有影响,但会大大提高制造商回收的积极性：分散决策时产品的网上直销价格低于市场的零售价格,制造商的回收价格高于零售商的回收价格;政府干涉总能使零售商获益,但对制造商利润的影响存在临界点;二部定价契约能够有效协调政府干涉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最后,算例验证了协调机制的有效性。     

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及管理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采用单一的政府供给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模式是必然趋势.依据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特性,明确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范围,分别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方式、政府投资与法人团体运营方式、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运作方式以及政府管制下的民间资本运作方式.此外,还可采用ABS、BOT等投融资方式.在投融资管理上,要引入全民参与的项目公共选择机制、全系统的项目综合规划以及全过程的招投标机制等投资管理新机制,以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效用.     

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既是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题,以往学术界对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提升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为了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顺利实施,采用文献调查与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在总结中国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产业背景—供给侧问题—结构性原因—改革对策”的逻辑思路,以收费公路这一特定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为例,从企业、产业与区域3个层面指出产业供给侧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并提出提升收费公路产业有效供给的改革对策。研究认为,运营效率低下是收费公路产业供给侧问题的集中体现,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分别是企业层面的运营模式结构失衡、行业层面的公路收费制度僵化以及区域层面的属地管理模式;借助PPP模式加快收费公路产业市场化进程,以公路项目微观效益为标准分类实施公路收费政策,在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统筹收费公路管理成为未来行业走出运营效率低下困局的必由之路。     

中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PPP模式研究

为解决中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等难题,对PPP模式应用于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在逻辑、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剖析。分析认为,中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PPP模式存在运用范围小、私人产权界定不清、政府职能错位等突出问题,需从建立健全PPP模式的宣传机制、规划机制、政策保障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监管机制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反规划”与城市土地储备结构和供应时序优化研究

合理的土地储备结构和供应时序是城市土地储备的关键环节，对于土地储备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反规划”理念以生态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为基础，摒弃传统的建设用地先行、以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土地储备与供应方式，倡导“先底后图”的城市规划理念。将土地价值捕获和城市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运用到土地储备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能够带来生态、社会效益的提升，从长期来看，其对周边土地的价值捕获效应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为城市带来长远的经济收益。     

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博弈分析

我国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决策过程中,协调其它社会集团（上级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利益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只有保证博弈的双赢,才能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