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延安时期是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毛泽东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在一个缺乏独立和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如何争得人民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独立探索和解决，需要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关于“各方面的民主”的系统论述，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又有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风格的理论创造与话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性创造，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试论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我国社会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与发展。遗憾的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毛泽东失误的原因主要有：理论原因——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实践原因——阶级斗争扩大化；方法性原因——采取以“四大”为形式的所谓“大民主”。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贡献、经验，还是失误、教训，都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基础。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题中之义。其构建逻辑是立足中国情境，发掘需研究的问题，构建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构建的学理链是“核心概念—核心理论—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体现了各界对文化产业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变化。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构建所面对的客观事实(现象)涉及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文化制度理论、文化产业组织理论、文化企业管理理论构成其核心理论。推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互补充，引入并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分析法、实验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建模分析法，可以规范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方法体系。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让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成为既能“讲出来”,又能“走出去”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安全观及当代启示

文化安全建设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捍卫民族文化安全、推动先进文化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安全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安全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代伟人在中国革命中对文化安全内涵、价值及要求的深刻思考,具有高度的现实指导意义.从革命进程、国际局势、理论渊源、党的建设及文化品质5个维度探析这一科学理论的生成语境,在全面把握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理解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安全建设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延安交际处述论简

延安交际处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主要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专门机构，其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步发展、克服困难和成就辉煌三个阶段；其主要职能是接待来延安的中外来宾，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搜集和整理情报信息；其工作原则包括“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 优良作风的探索维度及启示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探索中占有突出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功能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三个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发力性探索。目前,在反对“四风”的新形势下,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探索维度,对“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党早期毛泽东的宣传实践活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宣传思想文艺战线讲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观点。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思想工作“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从此“三贴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战线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三贴近”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建党早期毛泽东的宣传实践活动,红军时期毛泽东创建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三贴近”的理论阐发。为此,拟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一些回顾,以期我们更好地弘扬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及其现实价值

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呈现为一个较长时期的逻辑展开过程,延安时期是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环节。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有四重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要求,克服党内因利益偏差导致的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需要。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展现了双重功能:孕育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催化了党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批评与自我批评依然是解决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和实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从早年知识启蒙和世界观型塑的时期,到长沙求学思想转变和各种主义选择的时期,最后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实践积累的时期,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反思的自发性,发展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具体展开,最终理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和逻辑。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以及具体文化建设的展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试论邓小平教育理论

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第一，邓小平教育理论对整顿教育的重要作用；第二，邓小平教育理论对丰富、发展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贡献；第三，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意义。文中特别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探析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非常活跃。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有必要建设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图书馆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为重点学科和专业研究进行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先例，对提高图书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辨识“孔子”的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形成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其形成有内在的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全面坚持与发展；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品格的系统传承与弘扬；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与飞跃。准确把握这一科学体系形成的理论逻辑，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增强理论自觉、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阐述和新表达。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丰富的历史逻辑和严密的现实逻辑，是三者的辩证统一。在理论逻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在历史逻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经过了延安时期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后的不断完善和新时代以来的深入发展；在实践逻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也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和我国人民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人民至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正确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是延安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科学理论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对调查研究的重视,是延安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共中央相关举措的出台,是延安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科学途径。     

“三个务必”的学理探究及价值追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三个务必”,这一提法具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在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理论逻辑方面，“三个务必”折射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深刻理解；文化逻辑方面，“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反映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历史逻辑方面，“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体现了对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传承与创新；现实逻辑方面，“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彰显了在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中对斗争精神的坚持与发扬。“三个务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践行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保持执政党生机活力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对“三个务必”的学理阐释，有利于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永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制胜本领，指引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背反还是必然——兼评谢维营教授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

谢维营教授将毛泽东政治实践中“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越是重视越得不到正确处理”等背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理论上存在缺陷、逻辑上也不完善。然而，“人民内部矛盾”提法不仅具有自在的逻辑背景，也是毛泽东式的话语体系在特定历史场景下的逻辑表述，其政治实践中为达成个人神圣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意志．具有自延安时期以来历史的、逻辑的、一以贯之的联系。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20世纪重视文化建设的三位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毕生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文化书社”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始,以“文化”终。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思想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其理论框架与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每一时期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文化思想的特征,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而深刻，是新时代新征程理解把握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人民至上的立场原则、和谐共生的思维理念上建构起彼此相契合的同一形态；就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和建设之路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确立了批判继承、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理念；就价值逻辑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根”“魂”渊源的内在关系，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展示中国气象、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面的独特价值作用，向世界传递当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