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区域经济视角下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投资抑制效应研究

资本构成决定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方向，而在资本内部作用效应下，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情况也会引起资本构成变动，因此，有必要研究区域经济视角下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抑制效应。首先以两期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得出资本构成变动关系的假设；其次使用全国2009～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不存在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投资抑制作用；由于存在劳动力流失引发的人力资本流失，中西部地区从长期来看存在人力资本对物资资本投资的显著抑制作用。因此，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中央财政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扶持力度，减缓人力资本的抑制效应，同时各地方政府应改进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期。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5—2018年我国跨国制造业320家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算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抑制效应与净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其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负向偏离前沿创新水平；从分位数的角度来看，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政府补贴会抑制其创新水平的提升，但部分企业仍能更多地受益于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从时间分布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的净效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政府补助、机构投资者增持与公司亏损逆转程度

基于中国日益频繁出现的政府补助企业的现实背景,结合亏损上市公司在产权性质、公司规模等方面的特征、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2003年－2012年1383家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机构投资者增持、政府补助与亏损逆转程度三者的关系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在亏损当年获得政府补助尽管会减轻当年的亏损额,但会抑制其在亏损后第一年的亏损逆转程度,而且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这种抑制效应也越明显;机构投资者增持会增强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在亏损后第一年发生亏损逆转程度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于规范政府补助行为、加强机构投资者监督、提高证券监管部门对于亏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发投入、政府资助方式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

新常态下,技术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重点研究政府能否通过财政手段有效引导企业提高产学研合作。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政府支持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2)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政府直接资助超过门槛,促进作用减弱;(3)中西部地区门槛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引导企业产学研合作需注意资助方式和资助地区。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重庆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

重庆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诸多积极推动作用.从直接带动效应来看,轨道交通建设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GDP),促进了城市就业水平,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从间接带动效应来看,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拉动了相关产业链发展,形成旺盛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其经济辐射效应促进了城市商贸业、餐饮业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投资乘数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重庆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

重庆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诸多积极推动作用.从直接带动效应来看,轨道交通建设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GDP),促进了城市就业水平,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从间接带动效应来看,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拉动了相关产业链发展,形成旺盛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其经济辐射效应促进了城市商贸业、餐饮业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投资乘数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体育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体育产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在提升经济总量、改善经济质量和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地位极其重要。以48家体育产业上市公司2011—2018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及调节效应检验研究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及股权集中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增强;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可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体育产业上市公司应合理利用政府补助的经营绩效提升作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及投资机会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内外源研发交互何以“催化”数字产业绩效增长?——基于异质性生成机制的检验

从异化与磁吸两类特征路径阐释了研发交互推动数字产业绩效增长及其异质性的作用机理，并以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为观测产业，实证验证了内外源研发投入引致该产业内绩效增长分化效应情况。研究发现，内外源研发对数字产业的绩效增长存在积极的正向效应，二者均加速推动了地区数字产业绩效增长的分化，呈现出明显异化特征。机制探索发现，我国数字产业的绩效增长事实上困顿于低效的研发创新，内外源研发的磁吸是推动我国数字产业绩效增长的真正生成途径。为此，为实现我国数字产业绩效的创新增长，政策的关键布局点在于增强内外源研发的交互性，从而依托外源研发资金的精准配置来优化数字企业的研发谋划，提升数字产业的整体创新效率。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

选择沪深A股2010—2019年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保护税、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会抑制我国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35%;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前后均会抑制环保投资,跨过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仍处于门槛值左端,对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仍处于较强阶段。因此,未来要提高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企业自身意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配套政策。     

基于协整方法的四川省消费增长的就业效应研究

利用四川省1978—2008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方法估测了消费增长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当前和未来四川省消费增长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166和0.10,并且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从短期来看,就业和消费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就业和消费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前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短期内,政府主导型投资应向拉动消费和推动就业的产业倾斜;长期内,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应从政府投资拉动型向居民消费拉动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