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尼采哲学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尼采哲学具有鲜明的反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尼采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反对把逻辑、理性视作形而上学的根基,认为逻辑和理性都起源于非理性,反对把理性等同于人的本质,强调感官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其次,尼采主张用主观的相对的透视主义取代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否定客观的绝对的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透视既然是多元的,那么世界也是多元化的,是无限可解释的.正是尼采哲学的这些特点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其哲学具有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历史的相似:怀疑主义对理性的消解——智者学派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

智者学派思想中的怀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这种否定真理、消解理性的怀疑主义周期性地在历史中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最终被苏格拉底哲学纠正过来,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的最后归宿还有待探讨和引导.     

评后现代主义的否定观

本文,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否定观的分析,考察了后现代主义从否定形而上学到否定理性观念,进而否定主体,否定知识,从虚无主义走向主观主义的基本历程。     

“理性”的发展及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经历了从客观归属到主观归属的转变；近代反启蒙运动则高举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对理性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运动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而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企图通过揭示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樊篱为理性寻找新的出路。     

理性的质疑和主体的批判——后现代社会理论解析

批判主体,质疑理性,否定基础主义等,这些几乎成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调。现代社会使个人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思,然而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悲观主义情怀,但尽管如此,它仍以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分析的可能性。     

理性与现代派审丑文艺

理性与现代派文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回避的话题,似乎现代派文艺和审丑文艺只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不然,正是理性的潜在作用才促成了现代艺术的反思和否定态势,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艺来说,在解构了传统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之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理性的重建,即以启蒙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取代伦理理性,以填补理性真空;否则,没有理性支撑的中国文艺就将进入一个"虚"与"无"的混沌无序境地.     

生命的理性与理性的生命

生命的理性与理性的生命韩震要重建理性的信念,必须正确地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我们不能象旧理性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否定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和它们的积极功能。旧理性主义的破产,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它没有在理性信念的体系内,给非理性因素以合理的和恰如其分的...     

后现代主义与唐宋词的当代接受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它否定价值、理性和崇高，追求平面、零散和无序，在文学上坚持非理性的直觉和体验。而唐宋词既有现代主义的某些特性，又颇有后现代主义的几分神韵，它能在人生理想与艺术创作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整合，弥补其缺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环境伦理: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

如何从科学走向伦理学 ,从生态学走向环境伦理学 ?在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面前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它们各有其真理性一面 ,但却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作用。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出现了分裂与冲突,使得人类不断迷失自我,甚至异化为技术的、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从而形成了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论生态理性

认知科学奉行科学主义原则建构的推理模型是"纯粹理性"模型,这类模型以理性标准来衡量认识的合理性。但是人们实际面对的是一个无序的世界,人的实际推理活动具有模糊性、开放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人们实际的推理情境也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情境,因此认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生态理性模型充分考虑了自然情境结构的多样性和人类的时间、知识经验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具体情境下认识形式的结构与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或对应性作为认识合理性的标准。与理性标准相比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在自然推理中这样的标准就足够了。生态理性模型从观念上为认知的整合研究确立了一个基点。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