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律制度的形式理性

在价值日益多元的现代社会,税收法律制度其实体价值的变动性特征日益明显,因此形式理性的构造尤为重要。按照法律制度形式理性的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应当实现立法体系结构的均衡、完成程序性立法模式的建制、强化价值性规则的地位。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批判

"法律人格扩展论""人工智能发展论""有限人格论"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的三大论据。针对这些论据,可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展开批判。首先,在法律人格理论层面上,"法律人格扩展论"的主张不合法理。法律人格发展至今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内涵外延无法涵盖人工智能,法人亦与其背后的自然人密切相关。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发展论"的幻想不切实际。现阶段人工智能虽具自主性,但不具意识、意志和理性。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亦绝不能成为法治的注脚。最后在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制度构建层面上,"有限人格论"的设想无法操作。其无法解决具体制度设计中的矛盾,无法实现法律的作用,且不当转移了责任风险,最终将有害于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     

能动司法方式探析——法律推理在能动司法中的适用

在社会转型期,司法承担着调节主体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实现法律公正价值的职能。然而,当前的司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面临诸多难题,遭遇民众信任危机,已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法律推理是能动司法的重要方式,其中,形式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形式理性,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实质理性。借助能动司法,充分发挥法律推理的作用...     

人工智能法律问题探析——基于技术哲学的理解

理念层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对应的是法哲学,需要在法哲学层面深入探讨主体、法律原则等基本问题。作为认知现象而 出现的人工智能本身无法作为法律规则直接的调整对象,即不存在用法律进行描述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去主体性会带来价值 属性的消解,导致人类社会法律的根基坍塌。进一步扩大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差距,人工智能介入人类社会,带来人类社会基 本价值观念的转变,改变公平正义的内涵和外延。人工智能在理念层所面临的主体消解、社会结构颠覆、公平正义观念改变等 问题,需要法律理论对其作出回应。     

论法的价值追求及实现

法的价值追求可以分为对形式价值的追求和对实质价值的追求两部分内容,其中法对实质价值的追求是根本,但法对实质价值的追求和实现却离不开法的形式价值的保障。法不仅要追求形式价值和实质价值,而且只有当这些价值获得实现时,法才具有存在的意义。通过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活动,法追求的价值能够在观念及制度层面上和日常实践、行为层面上获得实现。     

立法的实质:发现民众心中的法

立法的基础是人类理性、公众意志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律。因此，立法的实质不是创造法律，而是发现和表达民众心中的“法”。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环境伦理: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

如何从科学走向伦理学 ,从生态学走向环境伦理学 ?在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面前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它们各有其真理性一面 ,但却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作用。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出现了分裂与冲突,使得人类不断迷失自我,甚至异化为技术的、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从而形成了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论生态理性

认知科学奉行科学主义原则建构的推理模型是"纯粹理性"模型,这类模型以理性标准来衡量认识的合理性。但是人们实际面对的是一个无序的世界,人的实际推理活动具有模糊性、开放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人们实际的推理情境也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情境,因此认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生态理性模型充分考虑了自然情境结构的多样性和人类的时间、知识经验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具体情境下认识形式的结构与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或对应性作为认识合理性的标准。与理性标准相比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在自然推理中这样的标准就足够了。生态理性模型从观念上为认知的整合研究确立了一个基点。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