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岳的论诗诗

南宋后期诗人方岳有论诗诗数十首,这些论诗诗依托日常吟咏、题书题画、次韵往复的形式表达诗学主张。其论诗诗的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一为本体论,即诗之淡雅、诗之奇、诗出本意等诗歌问题;二为作家论,即谈论杜甫、方干、林逋等人的诗歌,从而体现方岳诗兼有唐音宋调的诗歌特征;三为作品论,即从谈论《离骚》追溯方岳田园诗中出世与入世的内在矛盾。从论诗诗"体"与"义"的二律背反而言,方岳的论诗诗诗性更强。     

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

方回论诗，强调以“格高”为第一，并以“格”之高下为评诗的标准，对“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最为推崇。在技巧论方面，方回特别注重“响字”、“活句”、“拗字”和“变体”等法则，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对“江西诗派”的诗律学体系是一个改造与提高。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论《瀛奎律髓》对梅尧臣五律的评点

《瀛奎律髓》推崇梅尧臣五律 ,以为“宋代第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从“诗味”的角度进行探源 ,认为梅诗有“味”是方回所云“宋代第一”的根本原因 ;“诗韵”是方回评点梅诗之“味”的另一说法。诗律表达之“圆熟工巧”与“自然风韵”又蕴涵着“味”。此与方回的“盛唐”诗学观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瀛奎律髓》对五律和七律两种诗体的不同批评标准 ,由此管窥方回的唐宋诗学整体观及其诗学发展史观。     

方回的诗歌语言艺术思想

方回的诗学思想是丰富多采的 ,其诗歌语言艺术思想对后世有较深的影响。他对诗歌语言思想的阐述比前人更全面、更有创造性。本文通过他对对偶、用字、拗句以及句与句之间关系的看法 ,论述了方回诗歌语言艺术思想的独特价值     

“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简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朱光潜诗学观念的建构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中国新诗史上诸多观念、方案及争论多有纠缠，朱光潜的诗学观念即生成于对“内容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在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中，“内容与形式”之说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后果体现于其诗学著作《诗论》中。相较于时人对这一观念模式的简单化运用，朱光潜对“内容与形式”之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并建构起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这一探讨，其隐含立场即是对于中国新诗实践的关注。     

论孔孟诗学主题的转换

按“言各有畛”的原则分析孔孟之诗学主题，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断裂：孔子诗学尚“致用”，孟子诗学主“求是”。春秋、战国对诗迥然有别的定位，决定了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孟子以“求是”的认知态度为文学阅读树立的“以意逆志”的接受原则，这是他对中国诗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诗学主题转换的直接产物。“以意逆志”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诗学观念上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     

方回诗歌批评的文体视域和文体价值观念辨正

通过对《瀛奎律髓》《文选颜鲍谢诗评》《桐江集》《桐江续集》所载诸多诗学文本的综合考察,澄清方回诗学接受史上长期存在着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而阐明：在方回的诗歌文体视域和文体价值观念里,古体与律体乃是诗歌体制层面上的划分,两者皆应以写心言志、立论尽意为创作要旨,其诗歌批评并不存在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更重律诗这一倾向.相反,他极力推尊古、律兼擅的诗人作家,其价值评判的主要依据是诗人之“胸腑”和诗作所具有的“精神”,而非诗歌文体的外在形式.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方回奉陈与义为"江西"宗师的诗学依据

从吕本中到方回 ,是江西宗派学说内涵和外延不断明确延伸的发展过程。江西诗派是一个历时的概念 ,后人没有理由把江西宗派学说凝固在吕本中时代。方回举陈与义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诗学依据 ,是因为南宋诗坛关于江西诗派学说舆论的充分铺垫和陈与义“诗宗已上少陵坛”的创作实绩 ,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方回对黄庭坚及江西宗派理论的深切把握     

平民之家宗族文化的构成及转型--青岛流亭胡氏个案探究

生活在今青岛流亭的胡氏宗族已有600年的历史,这个从外来移民发展而成的平民宗族,主要靠宗祠、族谱、合族公议、家训、文化名人等维系其存在和运行,由此构成胡氏特有的宗族文化。在向新型城镇社区转化过程中,胡氏后人搜集、整理、保护、利用十世祖胡峄阳文化遗产,修建“胡峄阳文化产业园”,反映出胡氏宗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从“妙悟”看严羽对古代文学批评的传承、新变与推进

严羽提出的系列诗学观念影响深远，但这并非全是他的独创。文章以“妙悟”作为个案，管中窥豹，透视他如何以通达的眼光对历代理论资源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地“拿来”，在广泛吸收和精心改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巧妙地创造，纳入其独特的诗学体系中，使之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和独立的美学品格。从“妙悟”可见，《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诗学思想是严羽继承前人与推进更新的统一，显示出文化积淀和理论家敏锐眼光及创造力的统一。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