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豫南方言中的近代汉语词语例释

文章认为， 豫南方言保留了大量近代汉语词语， 并列举出２０ 余条豫南方言词语，与近代汉语进行比较，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词语的时代色彩与词语的使用

现代汉语中不少词语有着时代色彩。词语的时代色彩以其理性意义作为基础。决定一个词语是否具有某种时代色彩,除了同其理性意义发生关联外,还与词语的使用状况密不可分。词语的时代色彩从不同角度可以举例性地分为远古、近古、近代、“文革”、当代等类别,还可以分成对象依赖型和对象非依赖型两种。使用时代色彩词语须注意合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还要注意时代色彩不同的词语不能相互替换。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本文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方法引借”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它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把握“方法”与“真理”的内在玄机,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当今学者建构“中国哲学”亟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论旧词语

“旧词语”是现代汉语中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词语，与古代汉语中已不为今天现代汉语所采用的“历史词语”有别。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旧词语”产生的上线。“旧词语”的产生，自有其历史变迁与文化变异的原因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嬗变

清末民初的演说意识受益于福泽谕吉倡导的“著书立说”主张影响,与英文Speech语义翻译有直接关系.此种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引进,而是词义的辨析.演说意识的嬗变对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倾向和报章“新文体”产生深远影响.     

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晚清域外游记出现诸多对西方现代事物的“命名”，从“无名”的谜面式描述，到“有名”的词语指称，从颇具模糊性、想象性的自造词命名到客观精确的词语命名，命名活动既是一种词语运动，意味着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词汇纷纷登场，也是一种精神衍变，表征了命名者精神结构，以及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     

古田方言否定词语合音现象初探

古田县位于福建省宁德地区西部，与屏南、罗源、宁德、闽清、建瓯、南平等县（市）为邻。古田话是属于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本文主要探讨古田方言否定词语合音规律、类型，以及合音与否跟否定词、音节数、口语还是书面语有关等问题。一古田方言否定词语合音与否跟否定词有关。古田方言否定词有“*&（鼻音，受后面发音部位的影响念ｍ、ｎ、）”、“毛ｍ３３”、“未ｍｕｉ２１３”三个，其中“*&”、“未”只跟动词性词语组合，“毛”只跟动词性、名词性词语组合。只有否定词“*&”与动词构成的否定词语才可读合音。…     

“乌”族词的文化内涵

“乌”族词的形成源于乌鸦的外形特点和生活习性，又蕴含了汉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乌”族词可以分为形象词语和象征词语两部分。形象词语又以视觉形象居多。象征词语包括借物征取义和借谐音取义两类。     

中世汉语词义札记

从汉末到宋代是古代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转变的时期.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时期词汇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专家学者们在考释疑难词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字面生涩而义晦”的词,还是“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都已基本上得到解决.笔者近年来在研读这一时期的文献时,遇到过一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曾随手写出札记.兹选录十条于后,希望能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有所帮助。     

试析中国近代的“官利制”

“官利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企业兴起的初始阶段，它对近代企业吸收资本使之得以创办和经营不无启鼎之功。但“官利制”与近代企业精神和原则格格不入，它扭曲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严重阻抑、拖曳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的致命内伤之一。因此，“官利制”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有利有弊，从总体看则是利微弊多，弊大于利     

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1840──1919）社会一直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探索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近十年来兴起的关于近代土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土匪问题，并非中国近代的特产，古今中外皆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匪”的记载名目繁多，无论何朝何代，“匪”总是和社会的各阶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近代中国更是被称为“盗匪世界”、“土匪王国”。对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涉及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阳春”与“金秋”——论词语教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文章以带有“阴”、“阳”字样的地名以及“阳春”、“三阳开泰”、“青春”、“金秋”等词语为例子.说明词语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词语教学应当成为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桥梁.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