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美学资源与文化传统:东北近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流变

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同历代的文学创作相同,都是在学习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展开的。盛唐诗歌被视为是楷模和标准,尤以杜甫的影响最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杜甫生活与创作的历史背景与东北近代特定的情势颇为相似。另一方面,清诗坛的某些创作流派亦对东北近代诗歌的艺术流变发生了影响,尤以宋诗派—同光体最为明显。向古代中原文学汲取美学资源说明东北文学自身传统积蕴的薄弱,同时,对“正统”文学的模仿与追随的“对接”模式反过来又加深了东北近代文学“师宗尊古”的传统,使新文学的生长更加艰难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当代诗歌有效传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

诗歌的现实和未来都期待更加多元有效的传播策略。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考察地域文化与诗歌传播的关系，去揭示诗歌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是一个值得探求的视角。文化经由传播表现自身，丰饶鲜活的地域文化之存在使得文化互动成为可能，而传媒技术越是发达，地域文化越是无法滞守于它的故土，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地域文化可以借助现代传媒被更多的群体所接触接受，以更具活力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最终实现文化地域的明朗化；同时，诗歌传播也能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创新元素，综观当代诗歌有效传播的各种范式，其中几种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元素让诗歌传播呈现出更有竞争力的状态，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具体表现为：地域命名的诗群、诗社与诗刊的集结效应，地域诗年鉴、诗集与诗史的溢出效应，“诗性地理”生成和演化的视域效应。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本之于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种生存实感的价值。从黄遵宪到梁启超 ,中国诗人正是在日本的实际体验中 ,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兴味” ,从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新派诗”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与当时的“同光体”诗歌甚至“新学诗”根本不同的价值 ,这一价值的获得就在于中国诗人的前所未有的“日本体验”。     

盛世诗史:《国朝山左诗钞》中的诗人族群关系与其史传意识

《国朝山左诗钞》是一部收录清朝山东诗人的地方性诗歌总集,编写者为德州卢氏家族十二世孙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在艺术建构与诗史建构上均有独到之处。在艺术建构上,卢见曾以“钞而非选”作为原则,具有回避诗歌流派相竞、退出文艺审美之争的意味,彰显了编写者书写清初易代至康乾盛世山东诗史的艺术建构理想。本文以《国朝山左诗钞》的诗史建构为中心,首先对作者身份与诗歌内容进行研究,通过对科第、家族、师承、诗歌流派、时代书写五个角度的梳理,分析《国朝山左诗钞》以社会性复现为中心的艺术建构;其次对《国朝山左诗钞》总体选诗原则及其收录过程中的优先性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国朝山左诗钞》在选择诗人的原则上,重于存人而非存诗;在选择诗作的原则上,重于事义而轻文辞;在判明诗人等第的原则上,使用“史、人、文、典”作为评价标准,并通过为诗人分等、依序按量收录诗歌的方法,确立了山东诗史的秩序之纲。通过《国朝山左诗钞》的编撰,卢见曾提出了以“建立诗史”为中心的新的选学标准,替代了以诗论、艺术论的旗帜作为诗选学标准的方式,彰显了自己的艺术评价建构体系。这背后隐含着编者对以诗选学为战场展开的艺术论争的不满与反思。     

对偶·通感·秀句·影响——济慈与陆机诗歌艺术比较研究

在中英诗歌史上,济慈与陆机都是颇有争议而又影响巨大的诗人。前者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后者则在中国古代享有“嗣魏开宋”的诗史地位。总体看来二位诗人在对偶或英雄偶句诗体的运用、通感意象的运用、秀句警策的运用和对后世诗学的推动方面,有着严密的相似性。对二者诗歌艺术的合论,不仅可以体味到“东海西海天下攸同”的创作理念,更为中英诗学的研读提供新的方法和开辟新的思路。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     

论广告语的伪诗歌化特征

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广告文案设计者在广告语创意时往往借用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甚至也不排除一定意义上的诗歌精神的渗透,但它还不是真正的诗歌创作,广告语存在着伪诗歌化特征.广告语的伪诗歌化特征具体体现在伪情感、伪意境、伪节奏三个方面.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天地与情感教育

在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理论著作《诗论零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派诗歌的核心，是情绪二字。诗的内容是表现诗人的情绪，诗的外在形式也决定于情绪，诗歌中意象的罗列也是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情绪在现代艺术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诗人的世界观，也是诗人的创作追求．中国现代派诗人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一方面亲近自然，一方面躲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在个人的爱情世界中自我麻醉，寻找慰藉。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有很强的感染力，更易对人们的情感进行熏陶。如何正视作品中的消极情绪，把握作品中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因此，在这类作品中的情感教育显得颇为重要。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宋词中的节日习俗与民族文化

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大量以节令习俗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仅描绘了大自然在不同的季节里的壮丽图景，表现了词作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也通过“词”的载体传承了民族文化中的节日习俗的特点和意义。     

曹尔堪与明末清初词风演变

曹尔堪是清初一位重要词人,其词作风格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曹尔堪词作的认识研究明显不足,对曹尔堪所论较多的是他在清初三次大型词作唱和活动中所起的组织倡导作用,而对于其词作本身对当时词坛的影响则所论甚少。其实,曹尔堪词作风格对明末清初词风演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历史视阈中的"诗言志"文化意象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诗的国度,诗论亦是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性沐浴的早期文化中,诗所言之志是指其担荷的弥合天地神人的神圣职责;伴随人文文化的日渐觉醒,赵文子们借助《诗经》营造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而研读诗论的嬗变,则可以触摸中华民族在诗性文化中传达的浓郁的历史信息,体会诗缘情这一国人对自己诗性文化的清醒反思和理性定位。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论异化视角下的“三兼顾”诗歌译法

诗歌翻译家黄杲炘在继承"以顿代步"基础上,提出了"兼顾顿数、字数和韵式"的"三兼顾"译法。鉴于译界对该译法的不同评价,以"异化论"为指导,以黄杲炘的译论、译诗为依据,探讨了"三兼顾"译法的优点及局限性。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三兼顾"译法的完善、译者能力的提高及读者审美经验的转变,该译法今后必然会为更多译者所采用。     

山西历史战争景观诗歌及诗人空间分布及形成动因研究

战争诗人笔下的以人类战争活动为题材的诗歌及战争诗作者本身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诗作的内容风格、作者籍贯的地理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山西作为我国历史战争的重要策源地，出现过数量众多的战争诗人，他们的籍贯往往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地域、甚至家族之间；而诗作内容所依托的城市、河流、山脉等地理景观，则更为集中，形成了“诗城”、“诗河”、“诗山”等战争文化地理景观。这种空闻分布形成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区域历史战争的反映，同时也受着地域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