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解释的关系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除了司法解释外,依据法定分类方法,还有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学法律解释。此外,和司法密切相关并有必要和司法解释相提并论的还有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即使司法解释内部,依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然而,法定的有权法律解释分类中标准不同一,司法解释和其他有权法律解释之间不协调或冲突;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之间,因解释主体多元,既影响司法解释的效力,又影响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统一;司法解释对实际存在的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也应正视。     

通过有限判例制度实现正义——兼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局限性

司法统一是司法正义最基本的诉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从我国案例指导的实践进程来看,其对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作用极为有限.鉴于我国制定法与大陆法系各国制定法的差距以及我国审级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上的欠缺,我国在设计案例指导制度时应当跳出大陆法系国家的定式,建立有限判例制度,并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以弥补现行抽象性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上之不足.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探略——兼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制度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该制度从创设之初就遭受质疑。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由一系列判例进行了阐释和廓清,确立其法律地位,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司法解释问题上的态度。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定的量刑指南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制度有相似之处,因此,对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予以探讨,可藉以检视我国司法解释领域的失范现象,并对推进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展望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目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值得思考和探索.鉴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和追求安定性等特性,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阶段可取的功能定位是“规范裁量,统一司法”,应谨慎提及“规则创制”功能.合理的“规则创制”功能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据此遴选指导性案例包括三种情形,即有助于阐述刑法规定和提炼立法精神、平息理论纷争、推动理论发展.预防“两高”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冲突,在于清醒地认识“两高”的职责差异,明确其分工制约关系,有关定罪量刑规则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法单独发布,涉及检察院特有职责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应由最高检单独发布.指导性案例相比于司法解释具有明显优势,但发布数量偏少,今后指导司法活动应逐步淡化司法解释职能,优先考虑案例指导制度,但是只要司法解释权得以存在,那么冀图案例指导制度完全取代司法解释是不可能的.从完善的视角出发,破除最高司法机关对指导性案例的垄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追求全国层面司法统一的最高目标与允许地方在权限范围内发布指导性案例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发布主体可以在指导性案例中附加自己态度,以最大限度发挥案例指导作用;宜出台背离指导性案例的监督机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背离裁判进行救济,但不应追究所谓的错案责任或者追究司法者个人的直接责任.     

浅议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从“郑州咪表”官司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我国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往往导致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缺失．本文试图通过对郑州咪表案件的分析来探求公益诉讼中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从而期望类似案件能在法律制度上予以最后的保障。     

建构中国式的判例制度——以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为切入点

我国法学界关于判例制度的讨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建构已是大势所趋。作为目前阶段，可从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着手，以实质性地推动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具体建构。     

论案例指导制度

2005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中,以实现统一和灵活适用法律的功能。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实现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的两种形式,但它们在效力和形式上都不同,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力。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和效力来源亦不同于英美法的判例,它是下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发布,下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日益融合的趋势下,指导性案例结合了两大法系的可能优势,形成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点。     

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界聘请苏联专家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的政策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借鉴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聘请教育专家是向苏联学习的重要形式之一。从1949到1960年间，随着国民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聘请苏联教育专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苏联专家活跃在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对当时新型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私营企业制度安排的现状与局限性分析

以我国私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私营企业制度安排的现状，结合现状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制度安排的局限性所在：封闭的产权制度，不利于实现诸多外部利润；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不利于企业长期生存；集权式管理制度，不利于企业管理现代化；狭窄的家族文化制度，制约企业的健康发展；乏力的技术制度，影响了企业长远的竞争能力。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英美司法审查制度之比较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美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宪政制度的不同,却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两国司法审查的范围、程度、方法以及起诉资格的限制等方面就可以看出。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障的逐步加深,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建立一套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方法更统一、限制更少的司法审查制度。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实效及法理研究——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文件为例

在法律留有较大解释空间的领域,地方法院常出台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以统一法律适用。就实际效果而言,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各自管辖区内发挥了一定的统一裁判尺度的功能,但不同地方法院的文件却常做出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定,导致更大范围内的混乱。从法理视角看,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是对司法统一性的片面追求,并可能加剧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倾向。重重困境之下,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改革势在必行。     

真实性抗辩在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在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真实性抗辩是媒体最常用也最有力的抗辩事由，但其适用关系到多方面的制度选择与利益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真实”的标准不一，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常常导致证据认定冲突；二是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混乱；三是合理性误信行为的过错认定标准不明。比较西方相关国家的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真实性抗辩中的“真实标准”应予适当放宽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明确合理性误信行为的注意义务。     

建构中国式的判例制度--以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为切入点

我国法学界关于判例制度的讨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建构已是大势所趋。作为目前阶段,可从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着手,以实质性地推动判例制度在我国的具体建构。     

判决中不同意见公开议题之再研究

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反对，这是由于两者在制度类型上的差异所致。在我国，公布不同意见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克服合议庭评议过程流于形式化，有助于强化法官责任制，增强法院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