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历史军事地理论略

军事地理旨在研究人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历史上任何军事战争的发生必以一定区域地理空间为依托，战争发生地区的山川地貌、交通道路等自然与人文环境对军事活动有很大的制约和影响，这在我国《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及刘向《七略·兵书略》及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均有论及。蜀道是我国军事史上一条著名军事要道，故道、褒斜、傥骆、金牛诸线曾多次被运用于军事战争之中，在我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鉴于以往蜀道研究中军事地理方面尚无专门论述，这里试从蜀道的军事地理特征、历代战争对蜀道的凭借利用规律、蜀…     

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上古蜀道主线路的移换

蜀道作为联系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的主要交通线,开拓和养护经过千百年的经营。相关历史经验,成为有益于交通建设的宝贵文化遗产。蜀道穿越秦岭的线路,主要有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随着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蜀道主线路发生大致以自西而东为趋向的移换。这种历史变化显示出咸阳-长安地位的重要,也体现了交通道路设计者和交通体制管理者以为交通应当服从政治、经济需要的理念。而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一个侧面,亦因此得到认识的条件。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米仓道交通及作用

米仓道作为蜀道重要交通干线,在汉魏南北朝时期进入了发展兴盛阶段,对于川陕之间军事争战、文化联系和经济往来发挥过突出的作用。秦汉之际,米仓道为刘邦还定三秦,夺取天下,从巴蜀输送兵员、使给军食的重要补给通道,也是西汉时期拓疆西南夷及南北文化交流的要道。三国时期,米仓道在魏蜀争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军事交通作用。南北朝时期,成为米仓山南北巴、汉之间连接各州郡府县治所的主要近捷通道,在促进沿线区域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汉魏南北朝时期米仓道在政治、军事、文化及移民等交通效能上的显著表现,为唐宋时期米仓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唐代蜀道的地位和作用

唐朝定都长安,富饶的蜀汉是其后方基地,川陕间的“蜀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唐王朝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对蜀道的开拓、修筑和维护。当时蜀道的北段,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线均被先后辟为驿道。在褒斜道江口镇以南的东侧,又开辟了文川道;西侧由武休关向西北,修筑了通往凤州、散关的驿道。蜀道的南段,金牛道利州至成都间,开凿了南北并行的两道;从汉中南通巴中的米仓道,从西乡南通涪州的荔枝道,都曾成为国家驿道。由于南北两段蜀道的畅通,从首都长安通向山南、剑南各地以及吐蕃、南诏各国的驿道上,信使驿卒、车马行人来往频繁,络绎不绝。蜀道交通的开辟,对盛唐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川陕公路开通前的蜀道交通述论

抗战前夕,川陕交通处在由古代驿站交通向现代公路交通的过渡阶段。秦岭南北的川陕地区是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1932年,国民政府作出了以西安为西京、以重庆为陪都的决议后,川陕交通举国关注。在此背景下,何庆云、李文一、吉尔门、林散之四位风华正茂的中外学人,从1932年至1935年,通过秦蜀古道畅游川陕,记录了古蜀道最后的辉煌,全方位展示了古代栈道向现代公路过渡时期的川陕交通面貌。何庆云在1932年9月12日到9月20日,从汉中到宝鸡,用八天时间。此时川陕公路还未动工。李文一的汉中至宝鸡之旅,从1935年的6月8日至6月15日,前后用了8天时间。美国记者吉尔门由成都到汉中大约用了九天时间,由汉中到凤翔大约用了六天左右的时间。书画家林散之自汉中至成都,一千四百余里,用了十九天。李文一与林散之都看到正在建设的川陕公路,但他们经行的仍然是“连云栈道”。连云栈道仍然是川陕交通的官驿大道,在1937年之后川陕公路完全取代了沿续千年的古栈道。     

论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与木门军事会议

1933年6月,川陕苏区先后召开了两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和木门军事会议。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对根据地的未来作了明确的战略定位,规划了清晰的发展蓝图,全面部署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红军扩编和整训等各项工作;木门军事会议就落实党代会的决议和精神,特别是有关部队扩编与整训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安排。这两次会议联系紧密,意义重大,是帮助我们解读这一时期川陕苏区历史的一把钥匙。     

从《三国志》看历史时期的蜀道

蜀道是沟通关中地区与巴蜀地区的咽喉要道,是北出蜀地的交通命脉.三国乃动乱之世,魏蜀对峙下的蜀道在频繁的征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蜀道的兴废与中国历史的走向紧密相连.通过蜀道,中国历史出现了转机,向华夏之一统再一次迈进.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二高峰时期,在城市的地域结构上出现了四大城市带,其中的蜀道城市带因其不同于汉、唐时期的自然人文环境而迅速崛起;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促进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城市带的繁荣发达;蜀道城市带的崛起,是汉唐时期不可想象的,也是元明清时期无法企及的.     

论川陕苏区创建的艰巨性

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川陕苏区,在创建中却体现出比其它苏区更为突出的艰巨性,主要的困难有:富源上的劣势、革命基础和地方党力量的薄弱及频繁军事斗争造成供给困难的加剧。正视川陕苏区在创建中所面临的艰难,才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川陕苏区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分量,也才能更加深刻体验到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是党领导当地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川陕苏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革命活动,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这种方式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从对抗走向缓和--析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援越抗美,中美之间自朝鲜战争后以间接方式进行了又一场军事较量.但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对抗走向缓和.双方以务实的态度去处理国际问题,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     

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

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战争不断。其中蜀道经济带成为边防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

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的杰出领袖,他南征北战,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迫使汉王朝订立和亲之约,在战争中屡获胜利,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发动的战争目的明确,战争中使用的手段灵活多变,善于以弱示敌,麻痹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威慑敌人。对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冒顿单于审时度势,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北方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征服、占领为主,意在统一蒙古高原;南方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以胁迫、恐吓为主,意在获取中原地区的物资和财富。冒顿单于的军事策略的成功实施,把匈奴帝国带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避免了汉匈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客观上为汉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试论南宋时期四川的战略地位

在南宋前期的宋金战争中,女真贵族曾多次重点进攻川陕;在南宋后期的宋蒙战争中,蒙古贵族也出于同一战略意图,不断攻夺川蜀,蒙古国主蒙哥甚至为此而败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四川为什么会成为金宋、蒙宋必争之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南宋的定都、以及宋金战争和宋蒙战争的基本情况作一些分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企业·外包·战争--私营军事企业在战争中的作用

冷战后爆发的几场大规模战争中 ,私营军事企业通过外包的方式参与战争 ,其作用越来越大。军事外包既是美国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 ,也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军事外包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在战场上给予美军以可靠的保障 ,并促进了美国企业对当地经济的渗透。军事外包促进了私营军事企业的膨胀 ,催生了战争经济 ,也增加了战争的动力。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籴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籴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论汉晋至唐宋间大巴山地区的北向交通

先秦大巴山地区的交通基本上以东线为主,此后,随着秦对汉中郡的重置,政治重心开始西迁的同时,交通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在魏晋至唐宋形成了以南郑为辐凑中心的大巴山交通网络.魏晋至南宋,随着益梁地区南北争夺的激烈,大巴山地区交通渐趋繁荣,洋巴道、米仓道在这一时期巴山南北的军事、政治、商旅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中国古代大巴山地区的交通中军事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交通体系的变迁受制于军事战争的影响很大,这在汉晋三国及宋蒙战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暴力"到"胜力"——后现象学视域下军事技术的本质探究

将军事技术视为"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的定义方式忽视了对在研技术的划归,易于引发"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含混.借助后现象学"人一技术一世界"框架,可以发现军事技术源于民用生产技术使用情境的变更,在占据生存条件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军事技术调节着人们的战争感知,在诠释战争的同时也遮蔽着对战争的判断.近代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的结合,使军事技术走上了能量杀伤的"暴力"道路,战略威慑武器则使其因失去使用情境而成为国家博弈的"他者"与"背景".在暴力的退隐中,可以发现军事技术有别于作为"存在的传递"的民用技术,其结构性本质是对"存在的占据",是实现政治目标的"胜力".     

唯物史观视域下川陕苏区精神的历史形成与当代弘扬

从唯物史观角度去阐释川陕苏区精神,能发现川陕苏区精神的历史形成具有丰富的哲学底蕴：川陕苏区的革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是其形成的实践基础,巴山文化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形成的文化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川陕人民群众是其形成的历史主体。同时,川陕苏区精神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深度彰显了群众史观。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川陕苏区精神研究,弘扬川陕苏区精神,要将继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丰富川陕苏区精神的实践载体,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