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减排市场中供应链碳减排合作联盟研究

我国自愿减排市场已经得到初步发展,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投资减排后可经自愿减排市场交易减排量.同时,考虑消费者对低碳产品有偏好.本文研究在一个垄断高排放供应商和n个寡头制造商的行业结构中,供应商主导减排的合作过程.研究得到供应商通过确定单位产品减排率、承担一定比例的减排投资,并采用中间产品价格折扣契约,可以使下游全部制造商参与联盟,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并得到供应商最优的减排成本承担比例.最后以数值仿真计算表明合作的可行性.     

考虑政府补贴的排放依赖型生产优化

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兼顾环境效益。为探讨政府的现金补贴政策对排放依赖型生产商的决策以及对环境效益的影响作用,构建政府的现金补贴函数。结果表明:（1）排放依赖型生产商会根据政府的补贴程度在3种排放权获取渠道（政府分配的配额、自身的排放处理或市场购买）间进行选择;（2）随着现金补贴政策的推出,环境效益得到明显提升,且提升空间与政府可调控的补贴参数紧密相关。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模型的应用。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几种减排方案对宏观经济及碳排放的影响——基于贸易自由化背景的模拟分析

近年来,有关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利用GTAP-E模型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同减排方案的宏观经济和碳排放影响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附件Ⅰ减排"和"全球合作性减排"的总量管制模式是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的,而作为灵活机制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对全球总量减排效果最为明显,同时对全球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对中国而言,较之其他减排方案,"全球碳排放交易"将促使附件Ⅰ国家将减排压力、资源配置损失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同时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总量明显下降。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合作性减排"对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更为有利。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分析

企业过度排污及相应的环境污染在本质上根源于外部性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通过比较庇古税、补贴和可交易许可证3种政策工具在治理污染上的优劣,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命令—控制"方法相比,可交易许可证由于不强制要求特别的技术、统一的排放率和减排比例而给予受规制企业更多的自由,可以使企业以低成本的减排方法达到规制要求,并且允许企业把自己多余的许可证销售给减排成本高昂的其他企业。在制定政策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操纵、现存规制环境、监管部门的执行力度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以便使可交易许可证这一基于市场激励的环境规制工具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们期望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零供两级低碳供应链减排与促销决策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了由上游制造商和下游两个相互竞争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生产型企业面临政府碳排放的规制时,上游制造商需要投资减排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以满足政府规定的排放上限.同时,消费者的低碳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会越来越多的考虑碳排放量的多少.为此,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将大力宣传低碳产品,从而扩大销量以弥补减排的资金投入.供应链各主体要对各自的减排变量做最优决策,并寻求与充分合作条件下各自的帕累托改进.为此文章最后将采取一种契约形式来协调供应链各成员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排放水平信息不对称下低碳认证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了碳排放信息不对称时低碳认证在绿色消费者市场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传统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增加了碳排放的负效用,推导出不同认证条件下的市场需求,给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参与认证的条件及定价的最优决策.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了无低碳认证、低碳达标认证和低碳精确认证三种情形下企业的价格、销量、利润以及期望排放量的差异.结果表明,低碳认证能够有效传递碳排放信息,从而增加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在影响力和覆盖面占优的强认证效果情形下,低碳认证能够有效降低期望排放水平,否则低碳认证会增加期望排放水平;达标认证具有更大的灵活度,为了减少期望排放,认证机构在设置认证标准时应当在考虑低碳认证参与约束的前提下选择较宽的认证标准.     

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三个视角,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总体上还是分三大地区来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均为正,即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节能减排引导低碳经济,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实力、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碳金融助推东部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中国绿色技术的创新绩效与扩散动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趋强化,绿色技术逐渐成为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将绿色技术和一般技术加以区分,构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通过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绩效判断经济利益是否已成为绿色技术扩散的有效驱动力量。基于中国1991-2010年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形关系,并求得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发生转换的转折点,针对东、中、西部地区比较了各自转折点发生的时间,发现东部地区“U”形关系出现最早,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政策情景研究——基于LEAP模型

面对中国钢铁行业耗能高、CO2排放量巨大、严重供过于求导致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推行了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技术以及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借助长期能源规划平台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建立了LEAP-Policy模型,通过构建1个基准情景和3个政策情景来模拟分析中国钢铁产业政策的效果,并探索2015-2040年中国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潜力。研究发现:中国钢铁行业存在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4个情景的节能减排效果排序为:碳交易市场情景（ET）> 缩减产能情景（CEC）> 技术推广情景（TI）> 基准情景（BAU）。碳交易市场情景（ET）2040年的能源需求总量为49亿吉焦,CO2排放总量为3.61亿吨,分别比基准情景（BAU）降低了60.5%和68.4%,节能减排效果最为显著。如果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中国钢铁行业未来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企业碳配额视角下减排技术投入研究

以政府碳配额和碳减排技术投资补贴政策为背景,针对供应链企业的碳减排技术投入行为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问题,运用博弈和最优化方法构建无协调机制、合作博弈、集中决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下的决策模型,并采用逆向归纳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对各种状态下的减排努力水平、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进行分析和对比,并探讨减排投入成本等参数对其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仿真证明模型的有效性,以期为供应链企业选择最优合作策略选择和政府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利益考量与制度构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有助于实现我国的自愿减排目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排放权交易的起点,存在诸多利益分化。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如果初始分配不合理,将导致利益失衡,从而降低污染治理效率。因此在实践中应采取灵活的机制,实现初始分配的公平,使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更多主体所接纳。     

"绿色食品"开发与清洁农业技术

"绿色食品"是以环保、安全、健康为目标的可持续食品,代表着未来食品发展的方向.发展绿色食品对于保护环境和资源,改善农业自然生态条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绿色食品的生产过程应该是"清洁生产",推行清洁农业技术,是生产安全、卫生"绿色食品"的先决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行IS014000系列标准,是发展绿色食品的客观要求.     

供应链实施低碳技术的博弈与激励机制研究

利用博弈论与收益共享契约模型,分析二级供应链中销售商和制造商在不同关系和不同地位时实施低碳技术的策略选择,并讨论销售商激励制造商实施低碳技术的条件,以及供应链整体帕累托最优剩余收益的分配。研究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在静态博弈均衡时将不会分担制造商低碳技术实施成本,而是通过加大低碳补贴力度激励制造商提高低碳减排水平,在Stackelberg均衡时,销售商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施成本承担比例和价格补贴系数的策略组合,可达到同样的激励效果;在集中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和制造商合作实施低碳技术,可实现供应链整体低碳投资收益的帕累托优化,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的收益共享契约则有助于激励各方开展协作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