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食品安全不同规制手段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消费者理性水平的视角

本文基于消费者理性水平的视角,通过对比不同规制手段情形下的消费者总效用,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环境下,精明消费者比例较低,而当质量认证的成本较高时,采取最低质量标准规制情形下的社会福利最大,但消费者总效用却不是最大;当认证成本较低时,不论精明消费者比例的大小,采取食品质量认证的市场情形下社会福利一定是最大,而且消费者总效用也是最大。     

考虑碳排放的农产品多级冷链物流网络均衡模型研究

构建由农业合作社、批发商以及零售商构成的三级农产品冷链物流网络,分别研究不考虑碳排放、考虑碳排放两种情形下农产品物流网络系统的均衡问题.并在考虑碳排放的情形下,对零售商订货次数、碳排放成本进行参数分析.研究表明:考虑碳排放后,系统销售给外部需求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上升,价格也上升,从而系统整体利润也明显增长;当零售商增加订货批次时,应该设法增加对外部需求市场产品交易量而非提高产品价格来维持系统整体利润,而若碳排放成本增加,则应该提高产品价格.     

零供两级低碳供应链减排与促销决策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了由上游制造商和下游两个相互竞争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生产型企业面临政府碳排放的规制时,上游制造商需要投资减排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以满足政府规定的排放上限.同时,消费者的低碳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会越来越多的考虑碳排放量的多少.为此,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将大力宣传低碳产品,从而扩大销量以弥补减排的资金投入.供应链各主体要对各自的减排变量做最优决策,并寻求与充分合作条件下各自的帕累托改进.为此文章最后将采取一种契约形式来协调供应链各成员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关系论——兼评《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厘清碳排放权、碳税与低碳标准的关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具有互斥关系,二者不应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基于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优劣分析,前者与后者分别适宜于大型与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也具有互斥关系,对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对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不应再重叠适用低碳标准制度。与此不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二者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气候变化应对法》应注意理顺温室气体减排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制度之间出现龃龉。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竞争市场中生产与碳交易策略

在碳排放约束下,利用动态古诺模型,分析厂商如何优化产量、交易碳排放权的规模、净化节约额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得到相应的均衡量和各阶段最优量,并给出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减排策略以及政府的行为和碳排放权价格对企业减排策略的影响,阐述在竞争市场中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 双寡头竞争市场中存在均衡状态;在减排率较低时,制造上获得最高利润,而企业追求过高的减排率将会导致过分依赖碳减排市场而获得较低的利润;制造商应该适时低价购入过量碳排放权,而在高价时卖出多余的碳排放权,以充分利用碳排放权市场以增加利润降低成本;制造商的利润会随着政府碳排放权分配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双碳时代城市低碳消费模式与路径创新研究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领域的碳排放量也在增加,城市居民消费侧的能源消耗增速已逐渐超过了工业能源消耗,如何从城市家庭和居民个人微观层面降低碳排放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低碳消费模式旨在提升家庭对低碳生活的价值认知、加快新能源体系的构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双碳”目标下城市低碳消费模式的生成逻辑,提出基于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的“3+1”城市低碳消费模式。围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重大命题,全社会尤其是消费者需要在观念生成、行为示范、制度保障、技术创新、政策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低碳消费的路径创新,加快建立体现资源节约观、生态文明观、环境成本收益观的治理型城市家庭与居民低碳消费模式。     

网络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补救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网络上对产品伤害事件负面信息层出不穷,不同的负面信息会引发消费者不同的补救期望。运用情境实验法,探讨产品伤害事件中网络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补救期望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消费者期望纠正性补救措施;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消费者则更期望信息性和情感性补救措施;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信息和补救期望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由此提出,企业在处理伤害危机事件时应当及时归纳分析网络信息类型,并依据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对消费者采取针对性补救措施。     

公司绩效与碳排放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

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进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此,在对我国上市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绩效各指标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提高我国资源型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水平的目的.     

碳金融市场下基于模糊测度和Choquet积分的碳期权估值

基于投资者对投资财富和风险的偏好研究碳期权定价模型。运用λ-可加模糊测度表示投资者对碳期权价值模糊度量的差异性，借助Choquet期望积分构建投资者的期望收益效用函数；根据投资财富效用最大化推导无约束条件下碳期权的最优价；结合现实约束条件，构建投资财富效用最大化下的碳期权定价模型；通过数值计算分析效用函数、模糊参数和现实约束对碳期权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效用函数的选择会体现投资者对碳期权投资风险态度的变化，模糊测度参数的取值能够反映碳期权投资者个体的主观情绪和市场信息获取程度，现实约束会迫使碳期权投资者放弃部分投资隐含价值。     

中国能源“新常态”:“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在未来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等方面将表现出区别过去30多年的新特征,在此将这些能源方面的新特征称为"能源‘新常态’"。在能源"新常态"的背景下,展望了"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从节能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角度,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基准情景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严于预期的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峰值都有望在2030年前出现。     

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第三方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因此，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碳。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策与建议。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差距与碳排放的相关性做了一些研究,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为探究在中国国情下收入及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间的相关性,核算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并采用差异性测度方法（基尼系数、拟基尼系数、Kakwani指数、Theil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02—2012年,中国处于收入提高、收入差距缩小而居民消费碳排放量扩大的阶段;（2）收入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量非线性正相关,处于不同收入组的省份,在发生收入组变化时,碳排放不平等程度会呈不同的变化趋势;（3）从全国来看,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间负相关,但是从各收入组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4）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人均间接碳排放量降低的共赢局面很难达成。政府应根据收入差异化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倡低碳生活主动减排,并推动供给侧改革及促进科技创新以减少间接碳排放。     

中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年12月19日,首先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1万吨标煤的准入门槛使全国碳市场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全国碳市场短期内虽然不会产生明显效果,但长期来看,将通过倒逼发电行业优化结构来促进低碳发展。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发展及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各个试点碳市场的市场表现及履约情况,通过对其配额和CCER交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各个试点市场的政策效果,并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7个试点的碳市场累计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逾1.35亿吨,达成交易额逾2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7个试点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大量交易集中于履约期前后的情况。重庆碳市场一改以往低迷的市场表现,交易量和活跃度增加迅速;天津碳市场因全年长时间休市,交易量较低;湖北超过广东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试点碳市场,交易集中度也为7个试点中最低。2018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期,各试点碳市场将继续并行运行,全国碳市场在实际的配额交易前将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模拟交易。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要真正发挥全国碳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和促进碳排放量下降的作用还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城市低碳发展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其研究框架可从空间、时间和功能三个维度来展开。涵盖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城市系统,下含生产和生活两个子系统。自然资源、能源是城市系统的输入部分,环境、排放是城市系统的输出部分。城市低碳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具体包括：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系统的空间性、地方性和全球性,城市综合碳循环模型体系,自然与人为双重影响的碳代谢过程,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碳排放和控制,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碳排放清单与减排路径分析,切实可行的碳管理措施,城市低碳发展的方法论和技术支撑体系。     

能源转型视域下“零碳乡村”的可行性和环保性——以陕西关中C县F村为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₂，环保性能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