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沃尔多行政思想述评

自194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学一直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沃尔多认为,这种"身份危机"源于传统行政学的反民主特性,其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明显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宪政设计.通过将民主的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沃尔多确立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议程.这种致思路径对于今天同样面临"身份危机"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争论: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

在百余年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各种争论.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公共行政学应该定位于行政科学,还是政治哲学?围绕着"到底是政治哲学,还是行政科学"这一问题,西蒙与沃尔多在1952年爆发了一场争论,并影响了随后五十余年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世纪之交,达布利克和公共行政网络社群又再次就此展开了争论.理解这些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     

正本清源：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之新考量 ——基于“政治-行政二分”视角的思考

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基本信仰,其初衷是希望尽快地为行政学划定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使其得以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由于学科发展初期的迫切需求,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效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为对效率的偏爱,而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遮蔽在一个易被遗忘的角落.但若因此便将二分法视为导致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原因,则是对二分法极不公允的评判,也是对公共行政先驱者们著作的误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由隐藏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之中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始终难以化解的矛盾所导致的学科共识的缺乏,才是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公共行政学观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政府的职责:“服务”而非“掌舵”——《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评介

众所周知 ,自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于 1 887年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至今 ,已有 1 0 0多年的历史 ,其间 ,行政学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 ,特别是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新公共管理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其主导范式的地位。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特别是作为其思想精髓的企业家…     

巴纳德与西蒙的组织理论比较

对于巴纳德来说,其行政学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系统行政学"理论体系,这在西方行政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对于西蒙来说,由于他本身具有理论家的优秀品质,以及他在理论思维上的全面性,相对于巴纳德来说,其行政学理论就更加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实践作用。基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困境与需要,对两者的"组织平衡论"进行具体比较,以发掘两者理论的不同品质与理论价值,并为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几点可资借鉴的建议。     

公共行政的价值反思与重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理论述评

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提出检验与批判,其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价值面的讨论,通过关注合法性、正义、伦理、参与等价值内涵,重构公共行政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在新公共行政学者看来,纯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对行政问题避免做出价值判断的做法不仅使管理者远离合法性,而且远离社会需求.新公共行政学强调行政管理者应该以其专业知识从事价值判断,使它们为社会所用,公共行政应回归到以自身价值为主体的地位,并形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民主、责任、效率并存的价值体系.新公共行政学使政府开始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开始面对实际问题,重新正视政府服务对象的地位和需求,并要求把公众的需求作为行政体系运转的轴心,从而赋予政府功能新的定位并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履行方式,为近半世纪以来的公共行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基本理念探析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国行政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两种行政改革理论。在全能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效率中心主义特征已经产生了行政特权化及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共和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以强调公共利益、制度均衡、对话协商、公平正义及公民美德为主要特征,在今天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纠正我国行政改中的效率中心主义倾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辨析

环保行政机关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基础,应该赋予其环境公益诉权。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管辖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运用环保管理行政权力不足以或不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已履行诉前通知义务。在环境民事公诉起诉主体的序列里,环保行政机关优于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公益诉权和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因一方行使而阻断另一方行使,但可通过诉讼参加制度保证环保行政机关和公众在通过诉讼手段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沟通。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由于长期过分关注经济发展,而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农村私性文化滋生。本文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分析了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关联;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述了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农民主体性实现的因素,着重强调农民的自我意识与农民身份认同转型的重要作用;然后在政府与农民两个层面继续探索促进农民主体性实现的有效路径。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和谐行政价值

在行政法领域,实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行政的基础。相对人行政程序抗辩权之于实现和谐行政的价值展现在两个向度:一是能有效平衡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二是能有效消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哲学分析框架问题（续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研究和争论展开于三个领域：文献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就哲学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说,人们涉及到了众多论题,劳动异化说,自由时间说,社会本体论说,黑格尔哲学痕迹说等,不一而足。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想实际而言,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明显可见：没有在自觉意识层面提出和探讨其中的哲学分析框架问题。这里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运用这一哲学分析框架透视资本主义生产运行的三个过程：为剩余价值生产做准备的流通过程,即货币资本与劳动能力相交换;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即商品资本与货币相交换。结果令人叹为观止,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阶级本质、法权本质、人学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逐一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总体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具有无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价值,对于我们现有的学术研究范式提出了诸多挑战,回应这些挑战是我们的学术责任。     

论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界说与评价途径

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经历了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市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上述各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目标囿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均未能科学地反映并解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对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考察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政策现象,超越具体的决策过程,于其中提炼旨在主导一切政策与决策的基本理念.基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和特征,基于社会发展的态势与规律,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只能是社会属性与利益属性交融统合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与运行机制的变革.公共利益的评价及其标准则无疑是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现实回应.     

不同辩论模式引发的文化思考

辩论成为一项国际间的语言竞赛活动只有二十多年,中国参与辩论并建立自己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两种模式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素材。分析中国模式与议会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挖掘形成种种区别的文化根源,从而引起人们对辩论折射的文化底蕴的思考,同时开拓教育工作者的思路,也为辩论组织者和爱好者更新国内辩论赛赛制提供参考。     

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转向：价值诉求与实践品格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出现了强调“公共性”价值、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社会和谐、行为自律的道德化转向,显示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及其实践追求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诉求打开了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视野,摆脱了泛理性化和技术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不仅赋予了公共行政理论合法性根基与价值合理性基础,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乏启发性意义。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